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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转轨经济中的金融低效与经济高增长悖论解析——基于金融非正规漏损视角 论文摘要:在我国渐进式的转轨经济过程中。呈现出金融低效与经济高增长的共存现象。该文认为这是由于在我国强控制金融政策与特有的高额居民储蓄条件下,公有体制内经济体发生金融漏损并由体制外非公有经济体顺守,对金融配置效率加以非规范的修正,导致金融低效率与经济高增长的并存。该文从金融的非正规漏损角度分析了我国转轨经济过程中的经济增长.提出了金融效率改进发展的建议与对策。 论文关键词:转轨经济,金融漏损,金融效率,经济增长 一、引言 西方国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实践及研究表明.金融低效①与一围经济的低速增长、经济衰退甚至金融危机的爆发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在中国转型经济过程②中却出现了金融低效与经济高增长彼此相伴这一明湿相悖于经济理论的现象。转轨过程中为实现经济增长目标,中国在制定金融决策时采取了强控制(也有的称为金融压抑或抑制)政策.保证了金融动员与金融转化的高效,为以国有企业为代表的体制内经济增长提供了充足的金融支持,但也造成了金融部门初次配置的低效率。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以来保持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增长率。但种种研究表明,这种增长主要是由资本投入来驱动的。生产率提高所做的贡献很小。持有这种观点的如Krugman(1994)、Young(2000)等。但同时,相应研究发现,中国转轨经济过程中融资渠道与资本投向、投资结构在近10多年是明显倾向于国有企业的,对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我们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金融安排,麦金农曾将此概括为“金融二元主义”(麦金农,1996)。Franklin Allen的研究发现,中国经济增长率远远高于世界其他国家,主要是非国有经济贡献的结果。他还观察到,从金融的角度来看,在这种“体制外”的经济中,存在着一个有效的非正规的融资渠道和监督机制(FranklinAllen。2002)。这就出现了一个怪象:经济发展由投资驱动,而投资以国有企业主导,但GDP的大部分却是由非国有企业创造。那么。我们就要研究非国有企业的投资资金从何而来,它们在金融抑制条件下如何获得了企业成长必须的资本。按照西方的金融与经济增长理论,资本只有通过有效率的金融机构才能配置到最富有生产力的地方(Sehumpeter,191 1),但中国金融机构低效且长期持有的信贷规模歧视政策是显见的。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中国正规金融体系之外.存在着以民间借贷为代表的非正规金融市场(KeHeeTsai,2001),为非公经济提供了资本与资金支持.这一研究已经得到充分验证。而另一种为非国有经济提供资本支持的路径则较少有人注意到.即国有企业的资金外漏(我们称之为金融漏损)。研究发现,这部分进入非体制内经济成份的金融资源被得以直接或间接顺守,实现了对初次金融资源配置的修正(辛念军,2006)。实践中,这种非规范的“逆取顺守”对金融效率进行了修正.并促进了受金融歧视的体制外经济体的发展,客观上推动了经济高增长。这在理论上可以认为是中国金融低效率与经济高增长的动因之一,而且实践上也符合我国转轨经济发展的实际。 二、中国金融抑制下的金融漏损与经济增长 中国转轨经济中金融抑制的存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中国转型经济最为突出的特征就是一个具有强大制度供给和秩序治理能力的“强政府”对转型进行有力地调控.从而保证了转型期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张慧君,2009)。如前文所述,中国转型经济的增长更多地依靠投资推动,而贡献更多地来自于非国有经济,除了非正规金融市场的重要作用外.国有经济内部分资金非规范外溢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1.强控制金融政策下的中国经济增长。在2001年前.国有企业投资在我国不同经济类型固定资产总投资中一直处于主体地位①。但是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不是依靠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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