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我国职业教育教育目标的变迁

　　对教育目标的考察可以从三个角度进行：一是教育章程和法令中的正式表述；二是教育思潮中教育专家和权威人士的主流思想；三是办学实践。教育章程和法规中关于教育目标的正式表述最具权威性，特别是当国家对教育的控制力愈强其表现愈明显，它代表了政府的办学主张，往往是对教育目标的思考和实践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但教育章程中教育目标的表述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滞后性，往往在教育实践中教育宗旨和目标已发生转移，而正式表述中却反映不出来。教育思潮是一种流行性的教育思想，个别人的教育思想能发展成为影响广泛而深远的教育思潮，必是倡导者深孚众望，追随者众多，才能形成一时之潮流。教育思潮中关于教育目标的理念必然会反映在办学实践中。从办学实践中窥察教育目标应该说是可信程度最高的，也符合实践检验原则。但从纷繁的办学实践中归纳总结出一定时期的教育宗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难免会以偏概全。因此只有把三个角度结合起来，相互补充，才能比较准确地把握教育目标。
　　中国的职业教育产生于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破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清政府在力图抗拒外来因素以维持其封闭世界的努力一次次遭受重创后，不得不学着与西方打交道，先后创办了北京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等培养翻译人才的西文学校，以适应外交及引进西艺的需要，其中设于1862年的北京同文馆可谓中国文科职业教育之始。同西方列强军事冲突中的一次次惨败使统治阶层中的部分先进人物认识到中国“器物”上不如入，西方的“奇技淫巧”确有可取之处，开始了对西方工业的引进。先后创办安庆军械所、江南船政局、福州船政局等军事工业。同时为适应军事工业的需求，开设了中国最早的学习西方科技的学校，如创办于1866年的福建船政学堂，是中国工艺技术职业教育的首创。其他著名的学校还有天津电报学堂、南京陆师学堂附设矿务铁路学堂等等。这一时期所开办的新式学堂多与外交、军事相关，反映出这一阶段中国职业教育的主要特点是为“求强”而培养西学人才，无论是西文学校，还是军事技术学堂，均是为培养军事上能与列强抗衡，外交上能争取国权的专业人才。
　　随着殖民统治者对中国的侵略日甚一日，中国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当时的一些先进人物认识到，要反抗侵略不仅要“练兵将、制船炮”，增强军事实力，还必须大力发展国内农工商业以增强经济实力，“习兵战不如习商战，商战之本在学战”成为当时包括洋务派和维新派在内的各种政治力量的共识。洋务派代表张之洞提出“窃维富国之道不外农工商之事”，而“国事之强由于人”（张之洞《设立农务工艺学堂暨劝工劝商会折》）的主张。维新派领袖康有为在他的《物质救国论》一书中指出：中国的问题在于“病弱”，“而就急的方药非有他也，在不讲物质之学也”。明确提出广设实业学堂以兴农工商各业，富国裕民实现实业救国、实业教育救国的愿望。在对实业教育的这种认识下，借鉴国外的教育制度，一批农工商实业学校纷纷建立起来，如杭州蚕学馆、端平化学学堂、广东商务学堂等。从这一时期实业教育的办学思想和实践可以看出，人们对实业教育的社会功能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已从单纯地为抗拒外来因素而“求强”发展为更具根本性的为“求富”培养实学人才。
　　1904年，癸卯学制的颁行是实业教育制度在中国建立的标志，是前一阶段西学东渐思潮在教育领域内的反映，它表明中国向西方学习的程度已从器物层面向制度层面演进。《学务纲要》在其全国学堂总要中阐明“以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宗旨”，这是中国新教育史第一次对各级各类教育提出的教育目标。《奏定实业学堂通则》中则指出“实业学堂所以振兴农工商各项事业，为富国裕民之本计”，这是对这一段时间教育思潮和教育实践的总结。办实业教育以培养实业人才，为富国裕民之本计的教育目标通过学则的形式明确下来。当然实业教育中提出“富国裕民”的口号，其“裕民”并非指希望老百姓都富裕起来，这里“民”实际上指相对于官的士绅，是新兴的民族实业。实业教育是振兴民族实业的工具，是“裕”士绅的工具，而并非为接受实业教育的人谋前途。这一点与后来职业教育思潮中为“个人谋生计”以及“平民教育”的理念是不一样的。
　　“富国裕民”的办学宗旨一直延续到1916年左右，职业教育思潮兴起。这期间中国的政治进程虽然发生了重大改变，建立了中华民国，推翻了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教育制度也进行了相应调整，颁定了新政权的癸丑学制，剔除了原学制中的忠君尊孔等与民主共和政体不相适应的封建思想，但办实业教育以图富强的理念并没有改变。1912年9月2日，教育部公布教育宗旨为“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这里“实利教育”实际就是指实业教育。蔡元培把“实利主义”称为“富国之主义”，这反映了他对洋务派、改良派“求富”“求强”思想的继承。这种思想的继承反映了实业教育的教育目标并没有因为政权的更替而发生重大调整，其办学宗旨的侧重点与清王朝期间的实业教育宗旨是一脉相承的。
　　自清末中国引进西方教育制度后，由于种种原因，学校教育产生了许多流弊，实业学校学生存在着严重的书生气，工学生不学习，农学生不务农。1914年，黄炎培在调查全国教育情况时发现：实业学校学生毕业后出路问题日益严峻，许多学生毕业后即失业，实业教育被称为“失业教育”。这实际上反映了实业学校的生计问题，引起有识之士的思考。实业教育解决不了人的生计问题，何谈富国裕民?职业教育此时成为人们的选择。俞子夷认为，职业教育的目的是“养成能营完全生活之人，间以处理实际之社会问题”（俞子夷《现今学校教育上急应研究之根本问题》）。这表明人们已经认识到职业教育不仅是富国裕民之手段，对个人而言也有重要意义。1917年，《中华职业教育社宣言书》开篇即言：“今之策国是者，莫不重教育；策教者，莫不谋普及”，提出普及职业教育的理念。又指出“夫职业教育之目的，一曰为人计，曰以供青年谋生之所及也。一曰又为事计，曰以供社会分业之所需也。”把个人生计提到教育目标的重要位置。职业教育的蓬勃发展推动了新学制壬戌学制于1922年颁行，把中华职教社的主张通过学制的形式确定下来。新学制关于职业教育的指导思想有七条，全面揭示了职业教育与社会、个人的关系。第一条称“适应社会进化之需要”，是把职业教育作为社会制度的一部分，涉及职业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与个人发展两个层次；第四条、第五条“注意国民经济力”、“注意生活教育”，指出了社会经济与人民密不可分的关系；第二条“发挥平民教育精神”和第三条“谋个性之发展”实际上反映了一种教育人本主义思想和教育普及化、教育是普遍权利的理念，这是对职业教育认识的重要进步。
　　职业教育运动并没有真正解决职业教育中存在的脱离社会生产、人们生活实际的问题。1926年，以黄炎培《提出大职业教育主义征求意见同志书》为标志，职业教育运动进入低谷。但在1928年以后，伴随生产教育思潮的兴起，职业教育又陡然升温。这时期职业教育的重要特点是民间力量与政府力量相结合，以解决国家和社会面临的危机，其中政府对职业教育的大力推进起了关键性作用。国民政府于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期间颁发了一系列职业教育法规，最重要的是1932年的《职业教育法》，其第一条规定职业学校“应培养青年生活之知识与生产技能”。从文字表述上看，其教育目标与壬戌学制的表述无显著区别，但仔细考察其教育目标的侧重点已向国家本位和社会本位有所转移，这从当时人们对职业教育的认识可窥知一二。姜琦在《职业教育的本质之研究》一文中指出，“教育或职业教育就是生产力或社会生产力”，当时的国民政府对职业教育不遗余力大力推进目的也在于此，希望发展职业教育以促进生产力进而维护其统治。1947年的《修正职业教育规程》中也不见了“谋个性发展”的目标。虽然仍旧注重增进生产知识与技能以养成职业之能力，但主要是由于个人生计问题不解决政权统治难以巩固，因此这一时期的教育目标的走向逐渐向社会本位转移。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政权接管了旧学校，并对其加以改造，职业教育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1952年，《政务院关于整顿和发展中等技术教育指示》提出“我们的国家正在积极准备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培养技术人才是国家建设的必要条件，而大量地训练和培养中级与初级技术人才尤为当务之急……”“积极整顿与发展中等技术教育以解决国家建设所迫切需要的中级和初级技术干部问题”，这表明新中国的职业教育是为国家建设服务的，人才培养定位于技术干部。关于中等专业学校的教育目标，1954年的《中等专业学校章程》作了阐述：“在于培养具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知识、普通教育的文化水平……全心全意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中等专业干部。”关于技工学校的教育目标，劳动部颁发的《技工学校暂行办法草案》提出“为了有计划地培养技工保证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职业教育结构上的分化只是人才培养定位有了分化，而直接满足国家建设需要的教育宗旨并没有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