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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W.T. Barry, Aug.4,1822）虽然此封信的内容，本来是为了守护民主主义而增加市民的知识，藉此强调着公共教育的重要性。在此并没有论及「知的权利」，可是自从格罗斯（Harold L. Cross）在1953年所着的「人民知的权利」（Cross,1953：129-130）引用以来，便成为「知的权利」之提倡者频繁使用，并也成为1966年美国的「信息自由法」（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FOIA）的根本之「知的权利」的历史根据。
因为在民主主义的社会，人民才是国家的主权者，而主权者之人民，对于自己政府的活动，本来就应该了解，所以政府的信息情报，原则上就是要对人民公开，接受人民的监督、检验。
而对此「知的权利」与政府信息公开的理念之实践，最早是在18世纪时，由瑞典率先制定了新闻自由法（1766）。美国则在建国之初，也由于对权力的警戒，便将政府部门不集中于一，而分立成行政、立法、司法三部门互相制衡（check and balance）。尤其是具有课税与预算承认权的人民代理者的议会，乃是从实质上的国库管理，对于行政具有优越权。不过随着行政权的扩大，尤其是1929年起所引发的经济大恐慌，罗斯福总统的新政推行，使得行政介入深达社会、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因而行政机构也逐渐增大，如19世纪末期的联邦政府职员才约10万人，而后在一次世界大战前的1910年则增至40万人，到了二次大战前夕，更增至110万名，后来由于战争的扩大，在1945年时，竟然高达340万名。
于是战后的1946年，杜鲁门总统签署了「行政手续法」（The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Act,5U.S.C.§1001-1011），其法律的本来目的是为了「使官僚的业务，在可能范围内尽量公开，让多数的公民能够参加政策过程。」也就是保障着公民「知的权利」。因为对于美国政府的传统而言，原则上就是强调「公开政府」（Open Government），因为秘密主义本来就是与美国民主主义的传统不兼容。
可是随着冷战的来到，由于借口防卫苏联军事及共产主义的威胁，在基于「国家安全」（national security）下，如被视为与原子核爆技术相关的科学信息，以及政治经济情报，都可能成为政府监督的对象。
虽然随着共产主义的在世界各地蔓延，使得美国政府对于尤其是政府相关信息的掌握更为严密，可是也有不少反对的声音，阻止着政府秘密主义的扩大。终于在1966年时，经过了一些自由派的议员支持下，通过信息自由法，而后在1974年再经过了大幅度地修正，才真正地落实了「知的权利」的保障。
而在日本，早在19世纪末的明治时代时，小野梓在「国宪泛论」中便对「国家行为的公开」如此叙述：「政治之所以要求公开，乃是政事是属于天下万众的公事，并非是为官者数人之事。」而战后的日本宪法中，对此更在前文的「国政，乃是因为国民的严肃信托」，第57条的「两议院的会议，必须公开」，第82条的「裁判的对审及判决，在公开法庭中举行」，以及第91条的「内阁及国会对国民，必须定期，或是至少每年一次报告国家的财政状况。」
至于「知的权利」，虽然有许多学者依此要求政府信息的公开请求权，可是由于缺乏宪法的明文根据，日本政府因此显得相当消极。所以政府信息公开的法令，一直迟至1982年才由地方自治团体的山形县金山町先行制定。而全国的信息（情报）公开法，直到不少地方自治团体的信息公开条例制定后，才于1999年制定，2001年实施。
而在裁判上，尤其是日本最高法院虽然尚未直接将行政信息的公开请求权视为是「知的权利」而直接加以保障。可是如前所述，在宪法的原则下，政府是应当负有对国民公开信息的义务。所以如被拒绝请求阅览町议会纪录之住民所提起的阅览拒绝处分之诉讼中，下级法院（仙台高裁昭和49年8月行集25卷8、9号1060页）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