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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发表了虚伪的战果，而且人民也不得得知真相，最后终于使日本在扩大战争下，走向了无条件投降的地步。
二次战后的日本，在占领盟军的主导下，积极地迈向了民主化。对于言论自由的保障，则明白地规定在宪法21条上，并且废除了明治宪法的所谓「法律保留」条款。而且受着美国的影响，日本学界或实务界，如药局开设距离限制事件的判决（昭和50年4月30日民集29卷4号572页）上，日本最高法院便承认着言论自由等精神自由的优越性。
至于政治言论的表达，由于是民主主义的根本，比起其它如商业、猥亵言论等更应受到保障。但是在日本，尤其是破坏活动防止法39条及40条之政治目的的放火、骚乱之煽动罪的限制，由于可能形成与实行犯罪无关系的言论犯罪，故而屡受批评。可是日本最高法院却一惯性地给予合宪判决。
例如在早期之煽动民众违反食粮紧急措置令事件的判决（最大判昭和24年5月18日刑集3集6号839页）上，日本最高法院认为它已不只是批判政府的政策，以及攻击政府的失政而已，而是怂恿国民对所应负担之法律上的重要义务之不履行，故而妨害到公共的福祉。而后的冲绳返还阻止斗争集会之发言处罚事件判决（最大判昭和48年刑集27卷4号547页），以及涉谷暴动事件判决（最大判平成2年9月28日刑集44卷6号463页），日本最高法院都是以违反共福祉，超越表现自由的界限而支持其处罚。
所以对此言论犯罪的处罚，在日本学界则引发了不少的批评，尤其是学界所支持的，是在若干下级裁判所引用的「明白而立即的危险」（clear and present danger）原则。此一原则本来是由美国荷姆斯（O.W Holmes）大法官在Schenk v. United States,249 U.S.47（1919）中所提出，后来在1940年代的判例中形成了多数意见。
根据此一原则，对于被限制的言论，它必须是具有在社会引发实质灾害的可能性（probability）是非常明显地；而引发灾害的时间性是具有相当的迫切性（imminency）；并且此一灾害是具有重大性（gravity）之条件。另外，为了避免此灾害，而限制言论则是有其必要性（necessity）的条件存在。
虽然依据这些条件的限制，明白而立即的危险的原则将成为一项严格的检验人权标准。可是诚如卡多索（Benjamin N. Cardozo）大法官所言，表现自由几乎可说是其它形式人权的母体。而艾默森（T.I. Emerson，1978：86-87）教授更认为言论表现自由的维持是为了：第一是个人达到自我的目标（individual self-fulfillment）；第二是加深对知识的理解，以及到达真理的手段；第三是社会成员参加社会的政策决定（social decision-making）之确保方法；第四是维持社会间安定与变化间的平衡（the balance between stability and change）所不可欠缺的方法。
所以对于言论表现的自由，给予优越的保障，也就是对人权保障的基本。尤其在政治言论上，因为涉及到民主运作的基本原则，所以更不应以言论的传达会引发当局的忌讳，或是可能引发社会不安等等理由，就对此言论给予压制。
不过言论自由的保障，不只保障人民对意见的表达，也包括为了如何正确地表达其意见，而能够接受相关信息之保障。也就是不只对于信息的传达，更包含信息的接受，尤其是政治相关信息之传达与接受，能够同样地受保障。如此才能真正落实民主政治，这也就是「知的权利」保障之形成。
参、知的权利之保障
美国故总统麦迪逊（James Madison）在美国建国之初便曾明言：「有关人民的信息要是不能持有，或是连得到相关信息的手段也并不存在的民主政治，可说是小丑上台的剧场之序幕、或是悲剧的序幕，还是可能两方都是。所以知识是永远统治着无知，而自己成为统治者的人，则是用知识给予的力量，将自己武装起来。」（Letter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