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行政法学的先驱者

　　史坦这种扩张性质的行政学概念，虽言之有说服力，但是，在方法论上有矛盾。史坦虽未明白抛弃法律的眼光，但显然已经转向社会学方向-特别是在行政政策方面尤然。所以，面对日益增加的行政法律而研究必须依凭“纯法学”方式的行政法学，能否勉强凑在行政学下，当然不无问题。（注：代表史坦这种见解最极端的，莫如昆波罗维兹教授（Luduig Gumplowicz.1839—1909），这位奥地利格拉兹（Graz）大学的教授，虽也是宪法及行政法学者，但也撰写几本著名的社会学著作，尤以社会学的角度讨论宪法为名。他主张用先验性质的社会学的方法来探究行政权的运作，极力反对当时德国时新的以法学方式来讨论国家及行政权力的运作。他曾经用一句挖苦的说法形容德国的那些支持纯法学方法论者，是“想用汤匙来吃贝多芬的秦鸣曲”）

　　在1865年至1868年史坦在德国史突卡特（Stuttgart）市出版的《行政学》，立刻洛阳纸贵，引起德国学术界极大重视。不过，这种融合社会学方法论，又要掺杂纯法学方法来讨论现有的行政权力行使，复又需注意运作与变动，会产生哪些所需的“行政新项目”的“行政学”，显然不被德国行政法学界接受。（注：参见彼德。巴杜拉教授著：《自由主义法治国及社会法治国中的行政法》，刊载：陈新民：《公法学杂记》第2版，台北三民书局总经销，1995年，第122页。）所以，除了奥地利当时受到史坦的影响，大学将行政学列为必修，且与行政法并列外，在德国只有昙花一现的影响力。德国大学并不讲授行政学，行政法及行政学不仅是分道扬镳，且在法学界份量是前重后轻，甚至行政学且易为“社会政策”（Sozialpolitik）而成为社会学的一枝。史坦的构想可以说是彻底地失败了。（注：U.Stolleis， aaO. S. 422；但德国大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成立政治系，行政学成为政治系的主要科目，行政学又获得新生了。）

　　（二）行政法与宪法的分离发展

　　在与宪法学的关系方面，由于行政法在国家法律中的份量逐渐加重，且行政法各论的种类不尽相同，一般宪法论著中已难将之全部包括在内。另一方面，19世纪中叶后，德国各邦已经历流产的1848年革命风潮，改革派的法学界人士认为，若要避免使用暴力性质的革命手段，而同样能使握有政权的王室及听其令的行政权力步向保障人权的大道，莫如致力在建立一个能严格遵循“依法律行政”的体制，以及规范行政权力的行政学。要求行政法学能“建立自己的理论”的呼声即逐渐传开。（注：例如盖柏在1865年即呼吁（S.422）行政法要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及制度，并认为行政法要跳离宪法而独立存在及发展，让宪法维持其作为规定国家权力者的权限及防止其滥权的“独立性”及“纯质性”（Reinheit）。）故行政法学可以摆脱了现实的政治的因素，独立就现存行政法律来加以探讨，也造成了19世纪中叶以后行政法学的兴起。（注：W. Mcyer—Hesemann， Methodenwandel in derVerwaltungsrechtswissenschaft，1981，S.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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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行政法各论研究的发展

　　正如同任何法学学课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