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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geting一书中指出，预算的形成是一种高度的政治活动，涉及到权力的重新分配、选票的撷取与资源的掠夺，且政府的公共预算有一些主要的特征，如：每个预算参与者，无论是行政首长、幕僚人员、民意代表和各个利益团体，他们对预算分配要求的优先级并不相同，且他们对预算分配所呈现的结果也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力。纳税人（如选民）与决定预算支出的人（政治精英）之间显现出一种特征，那就是政府的公共预算是受很多外部干扰因素之影响的，诸如：选举、经济情势、公共舆论的转变、突发的天然灾难或政治的动荡等，而显得难以预料并且变化多端。Rubin的基本论点是：将预算视为一种政治资源，政治精英、利益团体利用预算的过程巩固或扩大其政治上的支持度与影响力。
对照于上开的「渐进预算论」与「预算政治论」，Niskanen的极大化预算模型（Budget Maximizing）则是假定：（一）行政官僚是理性、自利的，他们在特定制度环境下，追求其效用的最大化，从而行政官僚就会试图最大化其机关预算的编列与运用。（二）再者，行政官僚如欲追求其权力的再扩大、薪资福利的再增加、或是获得其下级机关与属官的支持与合作，都必须试图扩大机关的预算规模，藉由资源的增加俾以巩固行政官僚的公共声望。（三）重要的是，行政官僚不但会勇于追求机关预算的极大化，且他们的企图多半能够成功，因为他们已经和议会、利益团体构成三角联盟关系的次级政府系统，互蒙其利，如此又得更强化官僚追求扩大机关预算规模的动机，才能再满足次级政府系统的成员利益。
很不幸的是，Niskanen的假定在现实的政治运作中却是真实的，正因为如此，综合Niskanen的Budget Maximizing以及其它学者的「渐进预算论」与「预算政治论」，当我们在探讨政府的公共预算之行为的诱因、编制及运用上，我们都可以发现民选的公职人员们（无论是行政首长或议会议员）争抢预算大饼的行为，与其说是为了属官的福利保障或是派系成员的继续支持，倒不如说是为了争取选民的支持，俾以兑现其选举时的政见支票，使竞选连任得以顺利。
总之，公共选择学派系应用经济学的观念与方法论来解释官僚行为，试图去研究官僚行为背后的个人动机。在他们的研究中，「经济理性」（economic rationality）是解析官僚现象、政治运作的基本工具，从而官僚行为就会被解释为官僚面对诱因与限制的理性反应。
尽管公共选择学派研究行政官僚的两位先驱者是Tullock和Downs，然而引起广大回响与争议的则是Niskanen在「官僚与代议政府」一书的见解，再度归纳来说，依Niskanen的分析，行政官僚的效用函数，包括下列的变量：薪资、福利津贴、公共声誉、权力、受到照顾、机关产出、容易改变，以及容易管理等。这些变量除了最后两项外，几乎都是与机关预算有正相关的单向函数。也就是说，行政官僚如欲追求扩大其权力、薪资福利、或声誉的话，就必然需试图扩大其机关之预算规模；因为机关预算的规模愈大，将可提供更多的升迁机会与更多的工作保障给与属官，以及更多的资源分配给选民。
值得注意的是，Niskanen认为行政官僚在整个预算过程中处于较有利的地位，出资者（纳税人、国会等）则处于被动的角色，其关键乃于「代理人」制度设计与信息行动之问题。详言之，在代议民主的政治体制下，行政官僚不只是在满足政治上的出资者（如国会议员），也是在满足最终的消费者（即选民）。但特别的是，出资者却可透过利益交换方式（trade-off），从行政官僚所增加的预算中获得更多的好处，如此使出资者并无太大的诱因去刻意阻止行政官僚增加预算的行为。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行政官僚极大化其机关预算规模所造成的结果几乎都是：行政官僚有效率的消化这过多的预算，但无效能的制造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