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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解放“三部曲”——论新时期启蒙文学思潮

作者:未知整理:无忧论文网录入时间：[07-04-03 11:36:45] 浏览点击数:

近年来，随着现代、后现代文化语境分析、探讨的进一步深入，人性问题日益从形形色色的伦理、道德、民族、政治等文化现象背景中显影而出，其作为启蒙文学思潮核心脉络的历史作用及发展意义更趋凸显。新时期文学无疑是“五四”文学以来又一次伟大的启蒙高潮，对二者之间的承接与超越性学界已积累了许多成果。这些研究大都侧重于从冲破思想禁锢、追求个性解放等较普泛的层面加以论述，而较少在更深层次的逻辑理路上梳理二者之间的内在关联与变异性。根据笔者的理解，文学上的启蒙精神，其哲学基础是唯人主义的人学本体论，它的使命在于对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不断叩问，对真与善、爱与美的智慧永远追求，具有强烈的人文主义色彩、理性主义倾向与终极关怀的性质。作为文学启蒙的逻辑前提，历史带给新时期与“五四”的文化障碍及由此激发的思想反弹力量，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对于“五四”文学来说，“救亡”的时代主题与“立人 ”的启蒙任务是以胶着的状态纠缠在一起的，理想人格的建构与形而上层面上的人性开掘受到过多的救亡与革命因素的干扰，纯粹的唯人主义的人学本体论难以建立起来。时至70年代末，民族危亡问题退居其次，民族内部的政治/文化问题凸显，在经历了短暂的社会/政治学层面的思想解放运动后，文化/人性层面的现代转型很自然地成为启蒙主义思潮回归与嬗变的首要主题。尽管这一层面的激扬与上升的过程并非一目了然，更有迂回曲折，但它在新时期前十年左右的时间内仍是有迹可寻的。有鉴于此，本文无意于对“五四”与新时期启蒙文学进行全面的比较，而主要试图从人性意识之演进的角度重新解读新时期文学的启蒙价值及其蕴含的理性内涵。具体说来，启蒙文学的上升之路大致经历了由浅入深的三个步骤，可以人性解放“三部曲”称之。(注：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谓“三部曲”特指思想逻辑层面的深化过程，而非自然的时间流程，因而它与文学史的历时性顺序并不一致；而本文所论启蒙思潮主要限于对创作文本的解读，因之与美学思潮、理论思潮亦有差异。)
　　　　　　第一部曲：“欲”的释放弘扬与启蒙原动力
　　古希腊德尔斐神庙的大门上有一句神圣的箴言：“认识你自己!”卢梭说这句话“比伦理学家们的一切巨著都更为重要，更为深奥”[1](p.62)。经过十年民族灾难的中国人对此应该深有体味，认识自我，改造非我，在非人的环境中保持人的天性和价值有多么重要，又有多么艰难。因此人们更加迫切地寻找重返“五四”启蒙精神域场的路径，渴望重新踏上寻找自我、建构合理现代人性的现代化征途。“我是一个人，我应该有个人的尊严”(靳凡《公开的情书》)，黑暗中这急切的人的呼叫涓涓潜流为“重放的鲜花” 那一脉珍贵的人性源头，为新时期启蒙文学思潮奠定了思想的足音。
　　噩梦初醒，阶级利刃留在每个人身上的创伤犹在，血泪未干，人们急不可待地在天幕初启的那一抹曙光的照耀下检视累累伤痕。文学遭受久久压抑、扼杀之后所积聚的力量在此刻突破、喷发，爆裂出一幕幕家庭悲剧、英雄悲剧、青少年悲剧、知识分子悲剧、知青悲剧、农民悲剧等等，建构起一个大型的悲剧舞台，真实而多侧面、多角度地再现了“人群很快就变成狼群，整个社会变成庞大的疯人院”[2](p.433)这样一种人性沦丧的恐怖社会现实。不过，特定的历史文化阶段决定此期文学作为政治上拨乱反正的伴生现象，其重要功能在于民众情绪的抒泻和人民意愿的表露，个人的伤痕被视为国家的伤痕，文学的社会批判价值置于艺术审美价值之上，泪水遮住了眼睛，呈现出政治/社会化启蒙大于文化/心理启蒙、思想情绪启蒙大于语言本体启蒙的历史缺陷，缺乏一种更为深广的历史感和更为深邃的文化感，因此大部分“伤痕”创作只能说是启蒙文学的序曲阶段。
　　稍后的文学作品经过这番怒潮狂涛之后增强了思考力度，希求对民族悲剧的历史成因进行追问，个人关怀有所加强。不少文本揭示出现代迷信、极“左”思潮乃是酿成人性悲剧和社会悲剧的思想根源，而《李顺大造屋》等文本追思的历史跨度还要久远，从小人物的命运中折射出深刻丰富的人性内涵。在此基础上，还有不少作品不约而同地将民族反思和个人忏悔结合起来。“反右”斗争和“文革”都是民族性的灾难和悲剧，而民族又是由一个个的个人组成的，每个人在民族悲剧中都是受害者，但也有人迫于外力或者自身人格的萎缩成为伤害他人的人，受害者自觉不自觉地加入这场灾难的不断升级之中，这种反思使得作品的人性关怀得以延伸，并且与“五四”启蒙思潮取得了历史性呼应。冯骥才的中篇《啊!》的主人公吴仲义在非人的境遇中丧失了人的理性和尊严，杯弓蛇影，陷入恐慌，以致害人害己酿成悲剧，令人不由想起叶圣陶笔下的潘先生和鲁迅笔下的祥林嫂。金河的《重逢》、韦君宜的《洗礼》等则通过平反复职后的老干部的反省乃至痛苦忏悔深化了这一反思的精神意向，“受了刑的我，不能不想到我亦曾刑人” (《洗礼》)，仿佛狂人深思“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一般。《芙蓉镇》(古华)、《人到中年》(谌容)、《西线轶事》(徐怀中)、《西望茅草地》(韩少功) 等则在向社会索要人的价值的精神向度上更趋深入和多元。不过，上述作品固然增加了反思的力度，其社会/政治学的视野较之“伤痕”类文学也趋于开阔，但却未能进一步充分注入鲜活的人文主义理性精神，尤其在人性层面上小心翼翼，难以直逼其真实的源头。与此互为印证的一个现象是，此时文化思想界的主潮尚限于重读和“回归”马克思主义，而对西方启蒙哲学、现代人本主义、存在主义等人学思想心存犹疑。所以笔者认为，包括某些“反思”文学在内的这类创作也并不像人们所评价的那样标志了启蒙主义思潮的回归，仍然未能最终突破社会/政治学的坚硬外壳，其意义主要在于从外部为启蒙文学思潮的真正深入打下了坚实的根基。
　　新时期人性启蒙启动的真正标志在于从人类主义的角度将人的本能/欲望层面的方方面面展现出来，进言之，“现代个人”从懦弱驯服、麻木呆滞的心理惯性和道德束缚中解脱出来，感受着生生死死、爱恨情愁的热烈鼓荡，充盈着欲望饥渴和本能冲动，使其生命处于一种“敞开的状态”[3](p.113)。这是个体独立的最基本前提。可以说，如果没有自然属性的解放，任何堂而皇之的学说、坚执胶着的启蒙都将是一个“无物之阵”、一串没有主语的符号、一场没有敌人的战争。“禁欲不可能造就强大、自负和勇于行动的人，更不能造就天才的思想家和大无畏的开拓者及改革者。通常情况下它只能造就一些善良的弱者，他们日后总会淹没在俗众里。”[4](p.275)文艺复兴和“五四”文学都是从这里开始起步的，而新时期对自然属性的呼唤无疑为重返“五四”启蒙立场打开了历史的阀门。由此人性从单一的阶级层面超拔出来，其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不复是极“ 左”思潮下机械的二元对立关系，而文本世界中那日益清晰的人的影像一旦输入本能欲望的精血便愈发昂然挺立，灵光四射，以释放和弘扬的姿态真正奏响了启蒙文学思潮的宏伟交响曲。古华《爬满青藤的木屋》便真实表现了本能欲望苏醒之后“崭新的世界” 对人的强大诱惑和人不再压抑这种诱惑的情感历程。所谓的家庭、婚姻、孩子、妇德都抵挡不住瑶家阿姐盘青青的生活欲望与本能追求，她对绿毛坑原始野蛮生活规范的“突围”已经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不必羞言，“欲”原本就是人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力量，无论对美丽的少女还是垂老的村妇而言都无二致。而爱情无疑是压抑已久的人性对自然属性最关切、最急切的关注层面，正如恩格斯所说，“人与人之间的、特别是两性之间的感情关系，是自从有人类以来就存在的。性爱特别是在最近八百年间获得了这样的意义和地位，竟成了这个时期中一切诗歌必须环绕着旋转的轴心了”。[5](p.229)这种特殊的感情形式是人性流露凸显的最直观的舞台与渠道。雨煤在其作品《啊，人…… 》中正面描写了贫女出身的地主小老婆肖淑兰和少爷罗顺昌的一段超阶级的、悖伦理的爱情，“只要我喜欢，你喜欢，那就由不得旁人了!”以对本能欲望的肯定和张扬挑战极“左”政治思潮和封建伦理道德，在人性刚刚从黑暗中挣扎走出时吹响了石破天惊的尖锐号角，作出了大胆而可贵的尝试。当时有人指斥该“小说所突出地加以歌颂、又被人称之为‘比阶级性永恒的’‘人性’，主要就是这样的一种色欲”[6](p.124)。殊不知作家正是以坦诚热烈的“色欲”描写突入性爱禁区，对压抑本能欲望的极“左”思潮的哲学基础——“禁欲主义”进行了彻底否定，从而树立其启蒙价值的。
　　虽然上述批评者在当时颇有理论市场，但是自然属性的回归已如强箭在弦，一批敏锐的作家勇敢地向世人展示了人的天性被禁欲主义扼杀的斑斑血迹。张弦《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承续“五四”文学的“性爱”传统，通过母女两代三种不同的爱情、婚姻状况，尤其是存妮和小豹子令人心酸的爱情悲剧，艺术化地揭示了精神荒芜和物质贫乏对自然欲望的压抑和吞没。莫言则以他那出神入化的笔墨描摹出一片跌宕着生命魂魄的“红高粱”世界，“天生的一个奇女子”与“天生的一个伟丈夫”就在这个接天连地的艺术世界里演绎着生命的激情和天性。如果说戴凤莲既坚定又轻浮，既崇高又卑微；如果说余占鳌既豪侠仗义又暴烈狂野，既是乡野土匪又是民族英雄，那是因为他们的本性得到了有力的揭示和还原，从文明的面纱后面奔涌而出，“既……又……”所联结的是性格的统一和人性的整体，绝非大多论者所说的两种对立元素的混杂。戴凤莲临死之际质问上苍：“天，什么叫贞节?什么叫正道?什么是善良?什么是邪恶?你一直没有告诉过我，我只有按着我自己的想法去办，我爱幸福，我爱力量，我爱美，我的身体是我的，我为自己做主，我不怕罪，不怕罚，我不怕进你的十八层地狱。我该做的都做了，该干的都干了，我什么都不怕……”本能、天性的释放弘扬多么热烈豪放。该作与意蕴相近的《伏羲伏羲》(刘恒)等代表了新时期文学启蒙思潮第一部曲的最强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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