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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文学史研究中的史料问题

作者:未知整理:无忧论文网录入时间：[07-04-03 11:33:57] 浏览点击数:

文学价值与文学史价值
　　钱文亮(以下简称钱)：洪老师，最近，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您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作品选》和《史料选》，感觉从总体框架到具体篇目，与其他同类选本相比，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变化。例如，报告文学您一篇都没选；八九十年代的杂文也没选。但诗歌的篇幅有较大的增加。“白洋淀诗群”的多多和芒克，还有比较靠近的诗人柏桦、王家新和张枣等，都进来了。小说部分，有礼平的《晚霞消失的时候》、王朔的《动物凶猛》、王小波的《黄金时代》等。您还选了“八个样板戏”中的《红灯记》和《沙家浜》。有许多是以前大多数选本未选过的。其中有些在文学史界还会有争议。当然，您在“编选说明”中提示说，这套书是您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的配套读本，作品入选，主要以“文学性”为标准，也会适当考虑体现文学思潮上的价值(或者说文学史价值)。尽管如此，正如您曾经说过的，面对当代文学大量的作品、材料和现象，如何确认、取舍和处理，是一个需要很好考虑的问题。
　　洪子诚(以下简称洪)：当代文学史的研究已经有很长时间了，许多学者都做出了大量努力。史料和作品选编也一样，已有一定的稳定性。不可能、也不应该推翻重来。选什么，不选什么，有时是有很具体、实际的考虑。比如容量的问题。因为是教学用书，不能太厚，否则，对学生来说，精力和经济都难以承担。“报告文学”并不是不重要，但它们的篇幅都很长，涉及内容又有非常强烈的时效性。八九十年代的诗我增加了一些分量，因为一直感到近年文学界对诗的冷遇，这不公平；这也是想表达我的看法。编当代文学作品选会遇到很多矛盾、问题，其中一个很麻烦的问题是，如何处理作品的文学价值和文学史价值的关系。它们有的是统一的，或比较一致的，有时就有差别，不统一。在这里，选入的“作品”是具有独立的文学“文本”性质，还是更多具有文学史的“史料”价值，是有区别的。我编的这个选本，这两方面都会兼顾。这种“兼顾”，肯定会出现矛盾，看起来一定有不很协调的地方。
　　钱：目前有的选本，感觉挺乱的，没有自己的一个尺度。比如有的还在选《班主任》、《乔厂长上任记》等，诗歌仍选郭沫若的《骆驼》、贺敬之的《回延安》、《三门峡 ——梳妆台》和大跃进时期的《新民歌》，还有《天安门诗抄》。只要在当时轰动过的都选。所以，您特别标明是《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作品选和史料选，而不是“当代文学作品选”，给人一种“画龙点睛”之感——正好体现出您的判断，和诸多的选本有了区别。这一点在选入的诗歌、杂文方面特别明显。
　　洪：五六十年代的杂文选了一些，80年代以后就没有选。因为杂文在五六十年代是一个特殊的体裁，在特定时期，它是一种重要的表达方式。80年代以后，表达的通道和可能已经增多了，它的位置和重要性发生了很大变化，而且它本身在艺术形式的积累和创新上，也不是那么明显。当然，如果篇幅允许，也还是可以适当选一点的。
　　钱：您刚才所说的“矛盾”，应该不是指在“文学性”的标准本身上有什么不统一的地方，而是取舍作品时，在“文学性”(文学价值)与文学史价值这两种标准之间的困惑。要依据文学史的标准，按张志忠的一个说法，实际上考虑的是文学效果史。
　　洪：跟“效果史”有关，但也还有其它因素。包括作品在当时文学思潮中的位置，发表、出版的当时和后来产生的影响。这种影响，又包含复杂的方面。
　　钱：说一个作家或某部作品有文学史价值，很大程度上指他是开风气之先的，或者说是具有某种文学思潮的代表性地位的。
　　洪：现在来作当代文学史、文化史的研究，很多材料都很重要，包括你前面提到的大跃进民歌。《班主任》、《乔厂长上任记》等，当时影响都很大，在文学潮流上也可以说是“开风气之先”。这类作品很多，包括“十七”年，文革期间。对它们处理起来比较难。有的作家、作品，目前评价的距离也很大。也有人对郭小川50年代的叙事诗评价很高。这些叙事诗，在当时提供了不同的思想视角，情感内涵。在探索当代具有对抗性，或差异性(相对于当时主流)的思想情感和表达方式上，是很重要的。不过，如果说到建立一种风靡一时的诗歌“体式”(“政治抒情诗”)上，他的另一些作品，更值得注意。
　　钱：有没有一种更好的处理方式?有些作品，文学史著作不能不提，比如说一个诗人，他最有名的作品可能不是他最好的作品，但这些“成名作”(或代表作)文学史著作一定要写到它。而编作品选时，则可以选另外的东西——在他经过较长的艺术实践、自我的磨砺以后写出的文学价值很高的作品。它们在发表时也许没有很大的影响。
　　洪：这其实是你的文学史和作品选主要要解决什么、突出什么的问题。理所当然地应该有不同的文学史，不同的作品选。是重视文学(文化)思潮变迁、文类沿革?是注重精神冲突?还是更重视作家、作品的文学独创?侧重点的不同，决定文学史不同叙述方法，和作家作品的选取标准。你所说的以“文学性”作为基准的文学史和作品选，在处理时间很靠近的当代文学时，有时有一定难度。不仅艺术性高低并不很容易判断，更重要的是，有一些问题和现象(从艺术的角度也许乏善可陈)需要“当代人”去处理。所以，我主张在处理时间很靠近的文学现象时，尺度相对放松一些，这是有好处的。
　　钱：文学史，如果独尊文学性，会有局限，也是不太可能的。在福柯之后，有这样的质疑：谁的文学性，从哪一种标准来的?
　　洪：你说的有道理，当然也不能绝对化。这关系到普遍性和特殊性的问题。我还是相信存在着某种共同性的经验的。虽然在今天，歧见、差异、分裂是更容易被我们所感知和把握的东西。
　　钱：对“文学性”的判断，八九十年代以来，大家可能更多地是从现代主义的文学标准来的，那些叛逆性的、虚构性的东西，容易被认为是“新的”、“独创性”的，因而是“文学性”强的，容易被文学史家所重视、接纳；再到以后，不知道是否是后现代的、解构的、调侃一类的东西被看好。
　　洪：肯定有变化。什么样的诗歌、小说是好的?古诗和新诗的标准是完全一样的吗?就是不同的新诗诗人、流派，有关新诗的“想象”，也各不相同。同样的诗人、批评家，不同的时候也发生变化。冯至、朱自清在40年代后期，都推重一种表达“集体”的情感、意志的诗，鼓动的、朗诵的诗。这和写《十四行集》时的冯至对诗的想象，变化很大。我想，文学史的工作，就包括清理、揭示这种变迁，揭示稳定的和变动的之间的复杂关系。因此，文学价值的标准形成也是一个不断积累、变化、争辩的过程。我们在对待既有的艺术经验，和对这些经验的“反叛”(创新)的关系问题上，肯定会遇到难题。但是，绝对的稳定和绝对的新异，都不应单独成为尺度。再说，文学史写作从来都不是非常“纯粹”的。因为是史，并不是说找一些作家作品分别分析、评价一下就可以。写文学史得承认一个前提，即作家与作家之间、作品与作品之间存在有联系。如果否认这种联系，文学史就不需要了。新批评倾向于坚持文本的独立性、自足性，在这种情况下，文学史就没有办法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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