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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当代文学史中的身体叙事有着自身发展的脉络，反映着身体的社会功能乃至身体观念变迁。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在中国当代文学的身体书写史上具有十分微妙的地位，该小说的身体叙事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启蒙主义现代性宏大叙事的制约，从属于新时期的所谓”文化反思”、思想解放运动。”私人化”写作中的身体书写脱离了”民族”、”国家”、”阶级”、”意识形态”、”理性”、”启蒙”等宏大叙事，转而关注与表现女性的私人经验，特别是性经验，其身体描写带有强烈的唯美色彩。所谓的”身体写作”出现在2000年前后，这类小说为”精神”留下了些许位置，但其真诚体现在哪里，令人怀疑，因为作者毕竟是在消费主义与官方意识形态的双重语境中写作，精神越肉体的同时在场往往是她们采取的策略。至于木子美的《遗情书》中，身体以及性已经成为彻底的、纯粹娱乐与游戏的肉体，尽管仍然可以用一种现代的自我意识与现代个人主义的范畴对之加以理解。
关健词：身体叙事；变迁；文化意味
目前文坛关注得比较多的是木子美等人的身体写作”，至多也就上溯到陈染、林白等私人化写作以及棉棉、卫慧等所谓的”宝贝作家”。但是，我们必须把木子美放在文学史中身体叙事的发展脉络里，放在中国社会文化、特别是身体的社会功能、身体观念变迁的脉络里，才能得到比较准确的把握。事实上，文学与身体一直是紧密联系的。我们不能设想没有身体的文学与文化，没有身体的写作，甚至不能想象脱离身体的一切人类活动，我们当然更不能设想没有身体的审美与艺术活动。审美活动比之于其他活动更具有身体性/切身性/贴身性，更身体化。即使是对于身体没有任何描写的文学，也是一种文化的征候，是一种创造性的不在场(creativeabsence)，一种有意味的缺席。我们应该谈论或值得谈论的不是是否存在没有身体/脱离身体的文化与文学，也不是是否存在处于文化之外的身体，而是不同时代的文化以及文学是如何处理与呈现身体的，事实上，身体在文学中的不在场本身也是处理特定的文化处理身体的特定方式。因而，考察不同时期的文学文本想象、处理、呈现身体的方式，可以揭示出丰富的文化与历史内涵。我以为，正是这一点形成了”文学身体学”研究的魅力。
一、灵与肉的分离：《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在中国当代文学的身体书写史上具有十分微妙的地位。一方面，在当时的标准看来，这部小说的身体描写(性描写)是非常大胆而出格的，它因此而遭到非议另一方面，以今天的眼光看，该小说的身体叙事在很大程度上却依然受到启蒙主义现代性宏大叙事的制约，从属于新时期的所谓”文化反思”、思想解放运动，而这个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对于身体的态度是：有限度地解禁对于身体(人的感性欲望)的控制，以区别于毛泽东时代的禁欲主义，但是又把身体纳入另外一种意识形态话语：启蒙主义与民族振兴。在一定的意义上说，启蒙主义与发展主义的意识形态不可能不有限度地肯定以身体为核心的日常生活的合理性。但是80年代初、中期的启蒙主义与90年代以降的张扬身体欲望的消费主义依然存在根本差别。首先，前者依然从属于生产性伦理而不是消费性伦理，依然在理性与感性、灵魂与肉体的二元对立中思考身体，而且认为理性、灵魂高于感性与肉体；其次，启蒙意识形态(思想解放运动)依然是群体性的思潮，它依然把关于身体与日常生活的思考纳入国家话语与民族复兴话语，而不是以个体为中心的消费主义话语。刘小枫曾经指出：”启蒙意识形态是历史进步的必然性，走向人类美好未来的必然性。人类美好的未来就是最高的价值，这种价值的实现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进步，它的道德律令要求人们牺牲自己的身体。”[1](P94)显然，80年代的启蒙主义意识形态依然属于这样的一种启蒙主义与进步主义，它依然强调”献身”，虽然献身的对象发生了微妙变化。
显然，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基本上是在这样的语境中书写身体与性的，它对于身体与性的思考紧密地联系于对于国家命运与民族前途的思考，从而带有明显的双重特征：在解放身体的同时又强调献身精神。小说一方面批判”文革”时期的禁欲主义与思想改造，认为它导致男主人公章永磷的阳痿；但是当章永磷一旦恢复性功能，却又急于要与身体告别，与帮助他恢复性功能的黄香久———原始的人性与欲望的象征———告别。”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实际上也就是男人的一半是身体/肉体，另外一半是精神/灵魂。
由于服从宏大的现代性叙事———民族—国家的复兴，所以《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的”身体想象”承载了沉重的政治与精神负担。主人公章永磷不能接受为身体的身体，为肉欲的肉欲。这样，沉溺于身体与日常生活小叙事的黄香久必然是章要告别的对象。
黄香久的生活中心就是身体，包括身体欲望的满足以及围绕身体而建立的小家庭生活。这决定了她与献身民族—国家复兴这一宏大叙事的知识分子章永磷不可能长久相处。而章永磷则是一个分裂的人。他一方面有身体的需要、性的需要，甚至认为”人的原始本性天生地倾向于体力劳动， 紧张的体力劳动会激发起被文明淹没了的、早已经变为人的潜在意识的本性，突然使人又倒退回若干万年前，感受到一种自身正在发展，自身正在变化，自身的品质正在丰富的心理上的快感”；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无法摆脱”文明的枷锁”，特别是启蒙主义、理性主义的意识形态。这使得他不可能真正回归肉体(即原始人性)，阻断了他的一度曾经有过的”返祖”冲动，也无法正确地处理灵魂与肉体的关系。下面这段话非常准确地表达了他的矛盾与分裂：
你(指黄香久，引注)能原谅我、理解我吗？我永不安宁的灵魂又剧然地骚动起来，我耳边总隐隐约约地听到远方有谁在呼唤，这里是令人窒息的地方，这是个令人消沉的小村庄，就和你迷人的颈窝里一样。你赋予了我活力，你让我的青春再次焕发出来，但这股活力却促使我离开你!
“远方的呼唤”是一个颇有意味的象征，象征远远比身体、性爱、日常生活更伟大的使命，而黄香久的身体诱惑(“迷人的颈窝”)及其所代表的日常生活被贬低为”令人窒息的”、”令人消沉的”，它构成了对于”远方的呼唤”的巨大威胁，是必须加以压抑的”致命诱惑。”
在章永磷的性功能恢复之前，他用”精神胜利法”来克服自己身体上的自卑感。当自己老婆的身体被大队书记占有后，他非常痛苦地一个人在黑夜的森林中徘徊。有意思的是，这个由于自己的身体缺憾所导致的耻辱事件引发的竟然是他一长串对于哲学、人生以及中国命运的思考，对于”文革”的反思，与庄子、马克思等伟大哲学家的精神对话。这个意味深长的安排无疑是章永磷试图通过”精神优势”来克服自己身体劣势的绝好写照。即使在做爱的时候，章永磷也依然无法摆脱忧国忧民的精神负担，甚至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负罪感。作品中有这样一段章永磷与黄香久做爱时的心理活动描写：
此时黑暗中在策划着多少阴谋，多少诡计和逃避诡计的主意在静悄悄地形成；白炽的灯光下在紧张地翻阅多少份人事档案；铁栅栏里关押着多少待决犯；多少个广场在连夜刷大批判文章……
我们有理由怀疑这个时候的章永磷是否真的恢复了性功能。像这样一边做爱一边忏悔的情景实在是太滑稽了。在章永磷看来，以黄香久为象征的日常生活剥夺了他的自由。在这个温暖的家里， “冬天的炉火”、”坛坛罐罐”“是供我享受的，但我也付出了自由的代价”。他一方面享受黄香久所代表的肉体快乐与日常生活，但是又对之存在深刻的蔑视，他要挣脱这个身体，这个日常生活，这个家庭。因为在章永磷看来对于男人这是危险的诱惑：”她按照她的家庭观念完全自主地创造了这个小家庭，把我置于其中，我也适应了它，成了它的一部分。要摆脱它是不容易的，因为这首先要摆脱我自己。”这充分表明了章永磷的分裂：他的自我的一半是女性，即沉溺于日常生活与身体快乐，而另外一半则是精神，要离开身体而高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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