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篇互文性的语用分析

“任何语篇都是由引语拼凑而成，任何语篇都是对另一语篇的吸收和改造”。(Bakhtin，in Kristeva 1986：37)Kristeva(1986)把语篇的这一特性称为“互文性”(intertextuality)。互文性研究的历史恐怕与语文学(philology)的历史一样长。只是以前人们一直把它等同于语源研究(source study)，即为了解释某一语篇的意义而去寻找和确认与之相关的现存文献或语篇。这种研究在方法上是实证主义的，即事先存在给定的相关语篇，等待着研究者去发现。但是，Kristeva指出，一个语篇是对“一些语篇的重新排列，是一种互文组合：在一个语篇的篇幅内，来自其它语篇的言论相互交叉和中和。”(1986：36)Kristeva使用“互文性”这个词，就是要表达语篇生成过程中相互交叉的各种语料的这种复杂和异质的(heterogeneous)特性。她所强调的是语篇重新组合或转换的内部过程，在此过程中来自其它语篇的语科按其功能被结合成一个新的有意义的语篇。
    1．互文性的分类
    迄今，人们对互文性的分类做了许多尝试例如，Kristeva(1986)区分了水平(horizonta1)互文性和垂直(vertica1)互文性。前者指一段话语与一连串其它话语之间的具有对话性的互文关系，后者指构成某一语篇较直接或间接的那种语境，即从历史或当代的角度看以各种方式与之相关的那些语篇。Jenny(1982)把互文性分为强势的(strong)和弱势的(weak)；前者指一个语篇中包含明显与其它语篇相关的话语，如引言，抄袭等，后者指语篇中存在语义上能引起对其它语篇联想的东西，如类似的观点，主体思想等。Fairclough(1992)区分了显著 (manifest)互文性和构成(constitutive)互文性。与Jenny的强势互文性一样，显著互文性是指一个语篇中标明的与其它语篇的互文关系：“在显著互文性中，其它语篇明显地存在于所分析的语篇中，它们被语篇的表层特征，如引号，明确标示或暗示”；构成互文性指一个语篇中各种体裁或语篇类型规范(conventions)的那种复杂关系，它“是语篇生成中涉及的那些话语规范的组合”。(Fairclough1992：l04)
    但是，上述这些分类均存在不尽如人意之处。例如，Kristeva的区分所依赖的语篇的水平轴和垂直轴事实上与Saussure所提出的词的横组合和纵聚合关系有异曲同工之处。水平互文性强调发话人如何根据别人的话来组织自己的话语；垂直互文性强调一个语篇充满了其它语篇的片断，人们在试图理解该语篇时必须具备一定的关于这些语篇的知识。Fairclough所做的区分显然不包括一个语篇中没有注明的但却是属于别人的那些话语，而这类互文性可以说司空见惯，尤其在新闻语篇中(见Bell 1991)。另外，这两种互文性往往相随而生，难以分开。例如，如果一个语篇引用某人的几行诗(显著互文性)，那么它也同时引起了读者对诗歌体裁规范(构成互文性)的联想。本文将从读者或分析者的角度把互文性分为“具体的”(specific)和“体裁的”(generic)两种。前者指一个语篇包含有具体来源(即写作主体)的他人的话U语，这类互文性能够涵盖上述的强势互文性、显著互文性和不加标明引用他人话语而产生的互文关系。后者指在一个语篇中不同风格(style)、语域(register)或体裁(genre)的混合交融，即Bakhtin(1981)所说的“异体语言”(heteroglossia)。它们涉及的不是个体主体，而是集合主体，如某一社会阶层或群体。
    2．互文性分析的困难
    互文性这个概念的提出对于话语分析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它使我们能够在某一语篇与其它语篇的相互关系中来分析和评价该语篇结构成分的功能以及整个语篇的意义和价值。然而，互文性研究从一开始就面临诸多困难。首先，互文性并不表示一种稳定的界限分明的关系。当然，对某个语篇互文关系的一种建构可以会比另一种更可信；但是任何这种建构都产生于某种阅读目的或兴趣。这意味着不同的读者在不同的时代对同一语篇可能建构出不同的互文关系。其次，根据Krlsteva的理解，互文性不一定局限于各种表义系统在特定语篇中的表现形式，它是指一种文化的一般形态，这种形态是一个复杂的代码网络，具有异质弥散的语篇实现形式。解构主义者(deconstructivist)基本上接受了Kristeva这种观点。他们认为、语篇的任何边界都不复存在，它变成了一个由无数互文关系构成的无限的网络；语篇性(textualilv)变成了互文性(见Leitch 1983)。因而每个语篇因其与另一语篇相关，都是互文的(Barthes 1979：77)。“每个语篇都被表明以一种最难以捉摸的同化方式包含着其它语篇；这种同化作用既是心理分析也是纯修辞批评研究的课题。任何我们认为属于能与语篇的字母相分离的精神的或意义的东西都仍存在于互文的范围之内。”(见Bloom et al：viii)Culler (198l：l09)道出了互文性分析所处的两难境地。它“因其所表示的广大而不明确的语篇空间，是个难以使用的概念。但是，当人们把它的范围缩小以使之更加有用时，他们或者陷于传统的实证主义的语源研究，或者只是为了释义方便而把以前的相关语篇一一列出”。换言之，互文性这个概念，唯其具有具体清楚的所指才是可以操作的，但是缩小它的所指范围也就削弱了其描写整个语篇的互文关系网络的能力。
    Frow(1986：157)提出了互文性研究的目的和原则。“提及另一语篇就会含蓄地触及一个体裁的规则中包含的全部的潜在意义。因此，辨别某个语篇所涉及的那些具体的语篇就不那么重要了”，“关键的是，能否建构出该语篇所赖以形成的那些标准结构(canonical structures)。具体的互文关系在这一建构过程中可能是重要的线索，但是它们本身从来也不是目的。”(1986：157)Frow在这里强调的是，互文性分析的最终目的不是要建立一个“客观的历史体系”或者“客观的语篇序列”，“它只能是对建构某种相关关系的全局价值(例如其效果、带来的快乐、产生的说教或政治兴趣)的一种评价”。所以，互文性分析必须有别于语源研究，前者强调阅读的过程，而不是对具体相关语篇的辨认；这种辨认既不是互文分析的出发点也不是其目的。互文材料很少只是被简单地嵌入某一语篇，而是根据该语篇内部的逻辑关系和语义结构被重新加以利用。因此互文性分析的重点应该是考察互文材料在特定语篇中的语义功能和结合的方式与和谐程度。
    3．互文性的语用分析
    互文性研究一直局限于文学批评。但是，近年来它在语篇分析，尤其是在“批评语言学”(critical linguistics)中，受到越来越多的注意。批评语言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新闻报刊等非文学语篇，目的是通过语言分析揭示语篇中隐含的意识形态意义和权力关系以及语言对社会过程的介入作用。新闻报道中充斥着各种形式的直接和间接引语以及来源未加任何说明的他人的话语；这些引语和“抄袭”来自各种渠道，信息来源广泛，代表着各种人(通常是有权者)的利益和意识形态。Fowler(199l：228)指出，“如果批评语言学主要关注的是报纸语篇的意识形态意义，那么研究那种语篇与其撰稿人的消息来源之间的关系就是极为重要的。”批评语言学家在对引语的研究中继承了Volosinov和Bakhtin的理论和方法(见Volosinov l973；Bakhtin 1981)，重视引述者的话语和引语之间的动态关系。这种关系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1)引语和引述者的话语之间在多大程度上是界限分明的，即引述者在多大程度上把引语的“声音”与自己的声音融为一体或者相互分开；(2)转述语境在多大程度上支配或影响读者对引语的理解；(3)引语在多大程度上表达了原话的人际功能意义(见辛斌1998)。我们认为考察这种动态关系对于分析任何语篇的具体互文性都是至关重要的。
    Bakhtin(198l：264)指出，“小说可以被定义为艺术地组织起来的社会话语类型的一种多样性(有时甚至是语言的多样性)和个体声音的多样性。”任何一种民族语言的内部都存在不同的典型群体行为、不同的社会方言和地域方言以及职业专门术语、不同的体裁和不同的年龄性别语言等等。“小说通过这种社会话语类型的多样性和在这种条件下活跃的不同的个体声音来和谐地组织表达其所有主题、世界上的全部客体以及描述和表达过的结构统一性，它们帮助异体语言进入小说；每一种异体语言都容许多种声音和各种(总是具有或多或少对话性的)联系和相互关系”。虽然Bakhtin在这里谈论的只是小说，但是根据他的理论，任何语篇都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上述这样的对话性和体裁多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