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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理论或假说的验证，研究模式的应用和分析都必须借助于客观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手段。科学研究方法是“科学群体共同遵守的原则、惯例和制度”，以此“评价知识”，发现和“鉴别真伪，鉴别优劣”。（严辰松，2000：14）。翻译不是神秘而无规律的“巫术”；翻译文本记录的是真实的语言交际事件，其中必然存在可以用科学方法进行观察和概括的规律和特征。但传统的研究方法“以思辨、内省、考据等方法居多”，存在着一些局限性：
在概念层次上做抽象议论的多，少有从实践中得来的第一手数据，少有量化的分析；如有统计数据，也只限于描述统计，仅有简单的百分数等统计量，缺乏追根溯源、探究因果承袭的深入讨论（同上：前言）。
更有甚者，有些理论“建立在一系列传统的、主观臆造的信念和假定之上，以一大堆无法从客观上验证、没有经验根据的概念和命题为基础”（同上：52）。在谈到方法论的时候，美国人类学家吉尔兹（Clifford Geertz）提出一系列既对立，又互为补充的描述方法：
内部视角/外部视角
第一人称/第三人称
现象学的/客观主义的
认知的/行为的
贴近的体验/距离的体验
设身处地/冷眼旁观（张德明，1998：65）
左边一栏代表主观、个人、内心的体验与感受，右边一栏代表客观、普遍、外在描述与概括。以此来考察翻译研究的方法论，中国传统译论显然注重和擅长前者而忽视和疏于后者。新的研究范式必然要求我们重视客观描述，加强理论概括，并积极应用严密的逻辑、确凿的科学证据和科学严谨的概率统计法。
首先，翻译研究的方法应从规约（prescriptive）转向描述研究（descriptive studies）。传统译论总是探讨“翻译应该如何，或者能够如何，探讨的都是一些理想的标准，没有认真分析和研究大多数译者究竟在干些什么，究竟如何在翻译，翻译的过程到底如何”（廖七一，2001：389）。而描述翻译研究的任务就是要“按照翻译活动和翻译在我们经验世界中表现出的状况描述翻译”（Shuttleworth and Cowic，1997：39）；图里认为，只有描述的方法才是“验证、反驳和修正”理论，检验理论假设的“连贯的方法论”（coherent methodology）（Toury，1995：1 and 11）。由于描述研究强调“可观察的方面”，并注重译文本身和译文产生的环境，因而也被看成是“经验性”和“重目标文本”的研究方法。赫曼斯（Theo Hermans）、马尔姆克亚（K.Malmkjaer）、图里、范德沃维拉（R.Vanderauwera）、贝克尔（M.Baker）等都应用描述方法对翻译规范（norms）和翻译普遍性（translation universals）进行过研究，取得了令人信服的成果。
其次，细节和局部研究应与理论概括相结合。传统译学注重个人翻译经验和翻译细节，研究大多集中于某个作品或某个译者的翻译活动，“很少从局部上升到全面，从个性上升到共性，很难通过对比、验证假设而上升为翻译理论”（廖七一，2001：389）。客观描述能使研究者摆脱个人信仰、爱好和偏见的限制，避免主观想象或局部的翻译经验的影响。所以，个案描述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研究特定语言文化中翻译文本反映出的一般规律，发现“功能性的、社会历史基础”（functional, social-historical basis）（Baker，1993：240）。
第三，理论假设和研究发现必须依靠科学的手段或方法进行验证。传统的研究忽视客观验证，或者说缺少有效进行证实或证伪的手段。西方翻译理论家对研究方法已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和探索。卡特福德将概率论引入等值关系的研究，提出“无条件概率等值关系的‘外推’就是翻译理论家要确定的翻译原则”（Catford, 1965:37）。有人应用出声思维（think-aloud protocols）或口头汇报法（verb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