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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博奕理论（Game Theory ）的「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 ）模式可以了解到，由于台海双方对彼此的信任感不足，而可能会导致都采取冲突政策，但合作的空间仍存在于彼此之间，所以为了避免零和状态对彼此都不利，中共在两岸关系中仍愿意接受沟通、接触、协议的，以促成双方的合作。「台湾不是不能选统一的策略，只是不信任大陆的「一国两制」政策，这使得台湾选择比统一更具冲突性的政策（维持现状或独立），但合作的空间是存在的。」[21]但是中共对于台湾的现状更是着急，所以文攻武吓是中共在运用武力之前的展示阶段，基于成本的考量，中共会「以赫迫统」的和平解决方式处理台湾问题。由此推论可知两岸关系是非零和游戏，如下图所示：[22]
资料来源：转引自黄恩浩，中共武力犯台与美国干预之可能性分析，共党问题研究，第27卷，第7期，2001年7月，页49.
上图是在政治面向上用game theory 对 两岸关系作一理论性的假设与探讨，然而在国际上互依互赖的今天， 两岸关系中经济权力因素的重要性正在升高当中，我们可以发现台湾对大陆的依存度正在增加当中，大陆市场对台商而言更是重要。所以在可预见的未来，经济制裁也将成为中共对台政策之一，台湾也唯有发展高科技产业和分散的 多元化投资，才能抑制中共的经济制裁。是以，因为经济因素的加入，使得 两岸关系将变得更复杂，[23]这亦是中共武力犯台所必须考虑的。 中共一向声称， 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问题，中国人的家务应由中国人自行解决。但是从另一角度来说，中共却处处让国际社会来注意到两岸问题，就像中共与每一个国家建交，就一定要求建交国要断绝与台湾的任何官方关系，甚至在建交公报上加上「承认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而在国际上则极力反对台湾加入国际社会的任何组织。由此可知，当中共声称 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部问题而且要自行解决，但却必须借助国际社会的注意与承诺来辅助，这正是说明了两岸之间所存在的问题，脱离不了国际社会环境的吊诡情况。所以中共对台动武是会受到国际社会所制约的：[24] 1.台海一旦发生军事冲突，受到影响的绝非只有两岸而已，包括利用台湾海峡为国际航运水道的亚太地区国家，亦会受到波及。
2.在后冷战时期，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的维持已经形成国际共识，所以一旦台海发生危机，必然影响到国际局势，因而形成国际问题。
3.「台湾关系法」（Taiwan Relation Act ）对于台湾的安全与稳定的维持具有具体的承诺（具体条文请参阅台湾关系法第二条B 项第一至第六目），大意是说：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是与美国的政治、安全与经济的利益息息相关，反对任何以和平以外的方式决定台湾未来的努力，保持美国对抗任何诉诸武力或其他强制形式，而危害台湾人民的安全或社会与经济制度之能力，美国为对付任何此类危险，而会采取适当之行动。
（三）其它重要因素之考量
由以上的论述可知，中共在发动台海战争时，是会考虑到成本问题与国际干涉的可能性，但是中共亦还有其它因素的考量，本文分析如下：
1.战争将不利中国大陆的 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最低限度将影响中共的决策、外资投资、工业成长、以及中国大陆在国际市场的地位。 2.中共进行军事现代化以及「四化」（年轻化、专业化、知识化、革命化）亟需时间来完成，况且中共军队目前正处于换血的过程，希望尽量避免任何军事冲突，而使得改革工作受挫。[25]
3.台商于大陆投资与中共经济发展关系密切，中共不希望台商因战争而撤资，影响其经济之发展。
这些因素虽然是中共考量武力犯台与否的因素之一，然而并不代表中共就一定会基于这些因素，而放弃武力犯台的不变性。是以，台湾安全的确保，不应建立在中共的武力犯台的与否，而是要时时提高警觉，避免给中共武力犯台的借口，方为上策。
肆、两岸军事冲突之潜在因素
中共对于统一台湾的耐心程度，这是一个隐性的因素，在1949年之后，且两岸还处于军事对峙的时期，毛泽东与周恩来曾经提过，解决 台湾问题即使花五十年或一百年的时间都可以。1979年之后两岸开始交流，双方敌意开始下降之时，中共对台政策也有安排出优先级之时间表。其认为 台湾问题的解决，可以于1997年香港问题及1999年澳门问题解决之后。也就是说，北京当局知道在本世纪，根本无法解决 台湾问题，无法完成统一之目标。 但是，这是否就意味着中共会有耐心的来解决中国统一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很难解释的。中共虽然在其统一的时间表上， 台湾问题的解决可以延后，但不等于不解决 台湾问题。而中共对台湾的耐心程度，可由其对台湾的「文攻武吓」的频繁程度看出端倪，中共想以最后达成「以战迫和」来统一中国。所以中共的耐心因素，以及台湾对统一之配合意
二、中共「民族意识」VS？台湾「本土意识」 在中共对台政策中，不管是坚持「一个中国」，还是强调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自从1979年「告台湾同胞书」以来，到1995年1月的「江八点」，及其它的中共对台重要声明文件，都显示浓重的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情感，及中国文化的认同。中共这种民族意识是为其统一政策合法性与正当性的工具与手段，这是我们身处台湾所不能忽视的。
中共今日已经不再强调阶级，而是强调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并且将此二者混合使用，来达到统一战线的目的，因此，我们对于中共所倡导的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必须有一定的认知。此两者作为 两岸关系发展过程中，可能导致战争的一项潜在因素是不能忽视的。因为这是自甲午战争以来的历史因素，是中国人内心的痛，所以这份特殊的民族主义情感，一经由中共煽动则会造成两岸的敌对。[27] 然而就台湾的「本土意识」而言，常被中共认为是台独的意识，虽然实际上这与台湾独立的主张，有相当程度上的差异。但是这种与中国脐带情感疏离，亦是中共所不愿见到的，大陆学者以「隐性台独」或「暗独」等用词来描述。[28]然而就台湾民众对统一、独立或维持现状的看法，以民国92年5月行政院陆委会所作的民意调查可知：赞成「维持现状以后再决定」的占35.8﹪，「永远维持现状」的占16.8﹪，「维持现状以后独立」的占15.9﹪，「维持现状以后统一」占13.7﹪，「尽快宣布独立」占5.7﹪，「尽快统一」占0.9﹪。（如图二）由以上的统计数字可知，赞成「维持现状以后再决定」35.8﹪的百分比是高于其它意见的。
足见台湾民众的确是比较倾向于维持现状的 两岸关系。
图二：
三、两岸对「美国干预」的认知不同
最后一个隐性因素就是双方对美国干预的认知不同，例如：1996年3月，中共在台湾海峡一连串的军事演习一旦重演。台湾方面会认为，由于美国视台湾地区利益的重要性，等同于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利益。且必将依循台湾关系法，支持台北对中共施压。另一方面，北京则会认为美国在后冷战时期，会以非常谨慎的态度介入国际冲突事件，当然也就无意插手 台湾问题，避免破坏与中共的友好关系，因此肯定美国不会插手。若真的形成这样的解读差距，当然就无法保证，台海双方不会发生军事冲突。[29] 基此，在未来的 两岸关系发展过程中，只要美国中介的角色依然积极扮演着，则台湾与北京双方的决策当局，将无法避免在双方紧张的对峙中，将美国因素纳入双方的行动准据。是以，如果双方的评估有所重迭或交集，则美国的因素将会有缓和的作用。 伍、美国对两岸军事冲突之干预（1995-1996台海飞弹危机）
一、美国海外军事干预的准则
1.温伯格准则（Weinberger‘s Doctrine）
1984年11月28日，温伯格在国家新闻记者俱乐部，发表一篇名为「军事力量的使用」（The Use of Military Power ）演说时，主张在以下六个情境下美国可以进行军事干预：[30]
（1）除非美国或与美国联盟的国家之重大的（vital ）国家利益受威胁时，否则美国不应该承诺将军队派遣至海外作战；
（2）如果决定要出兵，就要全心全力投入必要的兵力与资源来达成目标，以及要明确战胜的企图心；
（3）若决定海外出兵，政治与军事目标要明确界定；
（4）如有必要，需不断地对军力（规模、组成和配置）和目标之间的承诺进行评估与调整；
（5）军事行动受到美国民众与国会合理的支持与保证；
（6）诉诸武力是最后手段。
2.包威尔准则（Colin Powell Doctrine ）
1988-1991年出任布什政府时期，之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现职小布什政府国务卿，并在波斯湾战争出尽丰采的包威尔将军（Colin Powell）也提出海外出兵的准则：[31]
（1）在其它非暴力性政策手段皆失败之后，才可诉诸武力；
（2）出兵行动的政治目标是具有重要性、清楚的界定以及是可以理解的；
（3）判定军事目标可以获得之际才使用武力；
（4）当确定要使用武力时，就必须以大规模压倒性的优势来执行之；
（5）成本与危险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6）军事行动的后果是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
3.布什准则（George Bush Doctrine）
美国前总统布什（George Bush ）在其任期将届满之际（1993年11月5日）对西点军校发表演讲时，也对合宜的使用武力表达个人看法，并提出「决定使用武力」的四个原则：[32]
（1）不能将利益的相对重要性作为出兵考量的指标。军事力量的使用，可能并不是捍卫某些重大利益的最佳途径。换言之，只要证明使用武力来保卫重要的利益也是最佳途径（其中就含有其它非军事手段无法解决时，人道任务时，的出兵考量）[33].
（2）要使出兵有意义，需要考量危机发生处，何处与何时武力能够有效的发挥、没有其它有效的手段、有限的出兵范围与时间、以及潜在的利益与成本和人员伤亡的考量。
（3）即使与同盟国或友邦共同军事行动是比较好，但是对于国际支持美国军事行动的渴望，并不构成美国出兵的必要条件。换言之，如有必要美国单独的出兵行动亦可。
（4）军事行动必须具备明确可达成的任务、一个完成任务实际可行的计划、以及一旦任务完成之后的撤军标准。
4.柯林顿准则（Clinton Doctrine）
1994年5月6日，柯林顿总统签署25号总统决策指令文件（PPD-25）又称为「柯林顿政府改善多边和平行动政策」（Clinton Administration‘s Policy on Reforming MultilateralPeace Operations），规划其政府和平运作的途径。从PPD-25的文件中，我们可以归纳出柯林顿总统海外出兵准则七项：[34]
（1）武力的使用要能够提升美国的利益；
（2）要有明确的目标和一个决定性的计划，其中包括实际的终点（realistic endpoint）、可接受的指挥与管制的安排；
（3）手段要有可行性；
（4）危险性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5）存在国内和国会的支持或该支持能够被汇集；
（6）要有足够的兵力来达成明确界定的目标；
（7）如有必要，则达成目标的军力规模、组成以及配置要作再次的评估与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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