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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美国扶持的经济“样板”与经济利益。 台湾经济的发展更为美国所推崇，认为是美国对外援助获得成功的样板。60－70年代， 台湾经济确实获得迅速发展，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到1993年，台湾的国民生产总值已达2000多亿美元，名列世界第20位；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超过1万美元，名列世界第25位；对外贸易总额达1626亿美元，名列世界第12位； 外汇储备近年来一直名列世界前茅。 由于美国的援助使得美国在台湾具有可观的经济利益。战后 台湾经济的发展，在一个时期几乎是美国一手通过“经援”、“军援”、低息贷款、直接投资和技术转让等扶植的。70年代以来，由于 台湾经济的发展，美台之间经济关系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但 台湾经济对美国经济的依存度仍然比较高，美国在台湾的经济利益也在不断增大。目前，美国在台湾的投资累计有110多亿美元，并仍在不断增加。1995年以来美国已经超过日本成为台湾最大的外资来源国。近年来，台湾对美国的投资也在增多，现累计已达200亿美元。台湾的 外汇储备名列世界前列，其外汇50%以上存放在美国，同时，台湾是美国 国债在世界上的第二大买主和第6大贸易伙伴。1996年台湾从美国的进口额为184.5亿美元，台湾向美国出口268.4亿美元，合计达453亿多美元，占台湾进出口总额的20.76%.另一方面，台湾一直是美国政府和军火商的重要目标。80年代，鉴于中美关系，受《中美八·一七公报》的制约，美国售台武器有所控制，但从1979年至1989年，美国出售给台湾的武器金额达72.16亿美元。进入90年代以后，美国不顾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强烈反对，大幅提高售台武器的数量和质量。克林顿上台后，不断提升与台湾的实质关系，增加对台湾的军售，为美国军火商提供了大量的订单。 五、对中国实施“遏制战略”与和平演变的“桥头堡”。美国历届政府从其国家利益出发一直想控制处于欧亚大陆边缘的中国，或利用、或扼杀、或遏制。从国共内战到朝鲜战争和冷战这种战略基本没有发生大的改变。只是当美国的世界霸权地位受到苏联的威胁时，才不得不正视中国的战略价值，并且美国与中国关系正常化也并不是真心希望中国成为一支可以平衡美苏关系的独立力量。冷战结束后，美国相当一部分政要并没有摆脱冷战思维框架，他们希望中国步苏联后尘，放弃社会主义制度。美国一再声称要把中国纳入“现代国际社会”，即美国主控下的“后冷战时期国际新秩序”之中，其意思就是要中国按照美国的意图进行改造，“促使中国变成一个美国想要看到的中国”。尼克松要与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的目的之一，就是要通过“正常途径”改变中国。至今美国仍不乏抱有尼克松这种观点的人。克林顿政府的“全面接触”政策的目的就是要在与中国全面接触的过程中，影响乃至改变中国的社会制度。因此，台湾欲与大陆分裂分治的现实，美国从其战略价值考虑：一可阻止中国实现民族统一，二可通过台湾这个“民主窗口”对中国的“和平演变”进程施加影响。
综上所述，美国几十年来之所以苦心营造美台“特殊关系”，正是看中了台湾对于美国在东亚乃至世界维护其霸权地位和利益所具有的政治、经济、军事上的重要战略价值。
2.2.2军火贸易、维持现状与台独：一种相关分析
台湾不同于香港和澳门，台湾具有相当深厚的政治基础和政治力量，从当年败退台湾的国民党政权的“法统”政治，到李登辉当局的欺骗式的民主，再到扁政权的“全民政府”，不可否认台湾的 民主政治具有了一定的基础和规模，在 台湾政治力量中一直有“统”派、“独”派和“不统不独”三种力量之争，而这也正是美国扶植并利用的对象。从历史上看，台湾当局似乎迷信军事力量，将军事实力看作与大陆对抗的主要支撑点。随着大陆经济的快速发展，两岸实力对比不断变化，台湾的军事战略也相应不断收缩。而这种收缩反映出台湾当局统一的诚意少了，而体现出维持现状和分离独立的趋势。 台湾的军事战略经历了“攻势作战”时期（1949-1969）、“攻守一体”时期（1969-1979）和“守势防卫”时期（1979年至今）三个阶段。李登辉虽然在上台之初口头上表示仍奉行“攻守一体”的军事战略，但实际上已是“守势防卫”战略。[1]1979年之前，台湾军事战略中“进攻”的成分为主，说明台湾当局仍然有“返攻大陆、统一中国”的念头。1979年之后的“守势防卫”战略的潜台词是“你发展你的，我发展我的，我不理你，你也别来惹我”，说明台湾当局有保持既得利益或分裂出去成为一个新的国家的意味。战略收缩的同时，台湾当局一直没有停止整军备战，尤其李登辉上台后加紧改革军事体制（改军政、军令二元化的军事体制为一元化的军事体制），极力推行“国军精实案”，扩大军事开支，1990年代以来，国军每年的军事开支都在100亿美元之上，人均军费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台湾扩张军事的目的在于：第一，推行台独政策的一个重要支撑点；第二，增加未来两岸谈判的筹码；第三，加强与美国的军事合作关系将美国拉入 台湾问题的矛盾中来。 台湾的军事扩张政策根源于美国的支持。正如中国国际安全问题研究专家阎学通博士指出：“非常明确，美国实际上对台湾分离主义分子并不是采取遏制政策，仅仅是：我不希望你把我拉到战争边缘来，但如果你能和平实现独立的话，我会为你提供安全支持。因此，美国在李登辉宣布‘两国论’之后，宣布支持一个中国政策，另一方面，又宣布对台出售E-2T预警机和F-16配件”。[1]因此，台湾维持现状和独立的选择在于美国军火的支持，每一种选择所迈的步子的大小在于台湾对美国支持力度的揣摩与把握。
2.2.3中国大陆在台湾军贸中的作用
本文之所以把中国大陆因素作为台湾军贸市场发展的一个外部动因，是因为美国和台湾进行军火贸易的意图都是针对大陆而来。美国方面是为了遏制与牵制，台湾方面则是为了对抗与分裂。因此中国对台政策的转变和中美关系的变化都会影响台湾军贸市场的军火交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大陆是美台军火贸易的激励、参照和试探因素。
激励与参照。美国在台海政策的实质是一种平衡政策，美国对台军售是因为美国想“维持台海军事力量平衡，促进两岸和平”。但是别有用心的美国往往把中国正常的军事现代化项目都渲染为武力攻取台湾的武器计划，因而不断刺激台湾的军事需求以制造对台大规模军售的借口。照此推理， 台湾问题不解决，美国就不会终止对台军售，因为中国只要存在就必须发展自己的军事力量。 美国几乎每年都要发布关于中国或台海军事力量评估的报告，及时将中国的军事力量作为台湾加强军事力量的参照。例如美国国防部于1999年2月发布了《台海安全情势报告》，于2000年6约3日想美国国会递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年度军事力量报告》，认为目前大陆没有能力攻打台湾，但是2010年之后，台湾如果无法继续取得先进武器，大陆将会取得台海间的优势地位。美国的这种做法意图其实是继续激励台湾购买军火，制造紧张气氛，台湾前“国防部长”郝柏村曾指出美国的报告其实无助于解决两岸问题。[2]
试探与调整。美国与台湾进行军火交易其实并非无所顾忌，而是不断地用军火贸易的份额或质量来试探中国的反应，以便美国根据中国的反应巧妙地加强与台湾的关系，另一方面又不会惹得中国发动战争，这对于美国维护其在台湾以及亚太的战略利益时把握战略上的主动相当有利。
2.2.4客观中介：军火贸易在国际政治、经济与军事领域中的杠杆作用
美国要达成其在台湾的战略利益，利用的就是军火这个客观中介。自军火贸易成为国家行为以来，军火贸易在国际政治领域里的杠杆作用不断为大国尤其是军事大国所利用。总结来讲，军火贸易的杠杆作用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1）沟通与重建国家关系的重要手段。军火贸易能够达成更为长久的互惠合作，不仅是技术的合作，而且带来服务的合作，从而带来国家间关系的改善；鉴于武器装备是一种特殊的商品，世界各国均对军售持审慎态度。在美国，各军工企业虽表面上独立于政府，可以自行决定本公司的武器销售计划，但实际上，对外军售一直由美国政府全面掌握，并制定了一系列有关法规。可以毫不夸张地讲，对外军售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美国实现其对外政策目标的一种重要工具。（2）造成别国预支安全成本的有力威慑。比如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则由此在两岸引发的准军备竞赛使得大陆与台湾不得不将足够甚至超过足够的安全成本投入到彼此军事力量对抗中来。国防或军事消费是一种纯消耗性的消费，对彼此的经济发展而言，无疑是一种很大的牵制。（3）动民品贸易的国际准经济纽带。国内国际军火订货带来的直接的经济效益（军火是高风险高利润的商品）；国际军火贸易与国际石油市场的关联度。国防工业的衍生效应带动国内产业的发展和国内 就业的稳定与提高；军火补偿贸易对民品的连带效应对本国 国际贸易的间接贡献。（4）撬动对手国际战略调整的有力杠杆。军火贸易的进行，尤其是在有敌意的国家或地区间达成，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双方均势的失衡，失衡的国际局势必然使对手调整战略，以应对变化了的局势并寻找新的均势。这种杠杆作用导致的对手的战略调整的方向有两种：一是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条件是对手在不均衡的军事力量对比中暂时妥协或让步（如中国对于美台军售所采用反制措施的一种结果）；二是对手也大量采购军火，从而引发冲突双方或潜在冲突双方的军备竞赛。对于军火贸易所可能引发的结果的预期，必须根据既定的国际形势和力量对比来分析其概率所处的区间。 对于美国，其对军火贸易输出的效用有三大期望。一是国家安全期望，即加强盟国和友好国家的军事援助有助于美国的国家安全；二是政治期望，即通过援助，作为交换政府可获得对外国政界和军界领导人的影响和接近其设施的权利；三是经济期望，即考虑武器转让的经济利益，认为它保证了美国国防工业的健康发展，并降低了采购费用。在参联会1984财年的美国军事形势报告中这样写道：为了促进美国的利益，安全援助的战略目标有以下一些：（1）援助与美国国家利益至关重要的国家以保持其安全与独立；（2）促使美军获得通过权、领空飞行权、转运与基地使用权：（3）促进军队之间装备的标准化和相互可用性；（4）保证重要的原材料不间断供应；（5）尽可能大地扩大美国在海外的影响并且尽可能地减弱苏联的影响；（6）安全援助给国内带来的好处表现在促进工业基地的发展、降低装备生产的成本、保持和增加 就业率、通过增加军品外销利润改进美国的国际收支平衡。[1]因此，美国几乎历届总统都将军火外销作为政府政绩的一项重要指标。虽然卡特总统曾经实施过限制措施，但限制的结果却是军火出口继续保持正的增长。 美国对台军售在“以台制华”的总体战略之外，还有以下两重作用。其一，对台军售使美国帮助台湾新领导人稳定政权的阶段性策略。台湾新总统陈水扁上台以来，施政陷入困境，股市一度大跌，“行政院张”唐飞又于10月3日辞职，岛内人心惶惶，美国对台军售，既是对台湾当局发出的表示支持的信号，又有将岛内民众的视线从内部民生问题转移到“台湾安全”上来的意图。其二，美国售台军火还有拉取国内反华势力的选票赢得国内对其执政支持的作用。例如1992年布什为争取总统选票向台湾出售了150架F-16战斗机，这一点在2000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表现得尤为突出。据称，克林顿政府9月份在大选投票的关键时刻宣布对台军售计划，有“堵住小布什的嘴”、替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艾尔·戈尔拉票的用意。[2]
2.2美台军火贸易的内部机制
在一般的国民经济领域里的市场和军火市场，起作用的基本机制是供求机制，即供给与需求的矛盾是制约市场运行的基本规律。所不同的是，价格理论或说价格机制是一般国民经济市场的最基本理论。而在军火市场的贸易中，与利益机制相比，价格机制已不再明显，换句话说，利益机制是影响和制约军贸市场的最基本机制，价格已经变得不十分重要。这里利益即是指的国家对通过军火贸易所获收益的综合效用评价。因此，军火贸易是一种垄断利润极高的贸易也就变得容易理解。
2.2.1利益机制与风险机制
如前所述，台湾军贸市场的运行机制主要为利益机制和风险机制。为了便于分析市场运行机制，本文将交易为交易双方和中国大陆带来的得益进行分解分析。以美台交易为例，美国、台湾和中国大陆在美台军火贸易博弈中的得益为（可按序数效用法划分效用次序，括号中的符号表示得益值得正与负）：
1.美国的预期得益：
（1）高额商业利润（+）；
（2）在台湾的势力巩固与利益介入（+）；
（3）遏制中国对台湾动武和中国的崛起（+）；
（4）中美关系恶化，中国由美国的合作者变为不合作者，使美国在国际事务中利益受损（-）；
（5）中国对美国关闭部分市场，是美国在经济战中受损（-）；
（6）中国实施军贸反制策略，比如向美国的敏感地区出售武器，使美国的局部安全利益受损（-）。
2.台湾的预期得益：
（1）增强军力，提高独立或不统一的决心（+）
（2）加强与美国的政治联系（+）；
（3）加强与美国的军事联系及合作（+）；
（4）中美关系的恶化，导致美台关系的脆弱性升级（外交风险）（-）；
（5）两岸军事对抗升级，使岛内政局更加不稳（内政风险）（-）；
（6）两岸对抗升级，影响岛内股市动荡，使岛内经济生态产生恐慌（经济风险）（-）；
（7） 两岸关系紧张，影响岛内民众恐慌心理，对政府产生舆论压力（舆论压力）（-）。 3.中国的得益：主要表现在对国家统一的挑战、对国家尊严的挑战以及对国家政治经济和安全资源的牵制与耗费。
当美国台湾不进行军火交易时，中国不动作，无损失；当美台交易时，
（1）保持沉默，则降格国家尊严与政策威信，台独猖獗国家统一大度增大（-）；
（2）在口头抗议或实施反制后，若美台撤销交易，则中国的正得益为保持沉默时损失绝对值的倍乘（+）；若反制后仍不成功，则中美关系更加恶化， 两岸关系高度紧张，此时的负得益为保持沉默时损失绝对值的倍乘（-）； 每一项军火贸易都是交易双方在利益的诱因和风险的制约下达成的。对以上得益的判断相当复杂而困难，判断失误，可能会使参加交易的双方或中国大陆的利益受到损失，并使三方紧张关系升级，甚至引发局部战争。在此又一次说明了台湾军贸市场的脆弱性与敏感性，由于三方对己方战略得益的排序不同，另外由于信息的不完备，使得三方在采取策略时都会小心翼翼，试探行事。
2.2.2台湾军贸市场运行的机制模型
根据对军火交易方和中国大陆在交易时的得益分解分析，可以建立台湾军火贸易市场运行的机制简图如下：
上图中，不交易的情况还有两种，即当买方收益<损失、卖方收益>损失和买方收益>损失、卖方收益<损失两种组合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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