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次台湾海峡军事斗争决策研究

　　上述解放军领导人的讨论和后来毛泽东的一些论述可以大致说明，迫使国民党军队撤出福建沿海岛屿，是炮击金门的主要动机之一，或者说是争取实现的重要目标。前引毛泽东所说的“侦察美国人的决心，考验美国人的决心”等，当然也是军事行动的目标。不过它们表明的是，毛泽东当时并没有把握，炮击金门就一定能够迫使国民党军队撤出福建沿海岛屿，其中的关键还是美国的政策，即美国是否决心直接介入福建沿海岛屿的军事冲突。中国决策层内也有人认为，蒋介石不会轻易放弃金门、马祖，而且坚守不撤的可能性更大一些。①「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上），第858页；廖心文：《1958年毛泽东决策炮击金门的历史考察》，《党的文献》1994年第1期；吴冷西：《忆毛主席》，第76-77页；《王尚荣将军》，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第423-424页。」

　　总之从目前公布的历史文献看，1958年炮击金门概括地说有几层目标：最高一层是争取迫使国民党军队撤出金门、马祖，彻底完成夺取大陆沿海岛屿的战略目的；其次是掌握美国在台海地区涉及福建沿海岛屿的政策底线，即美国可能进行直接军事干涉的底线在哪里；当然，毛泽东所称的支援“中东人民革命”、在国内为大跃进“鼓劲”、给美国套上“绞索”等等，也都是附带的政治目标。

　　1958年夏季炮击金门的军事行动仍然有两个界限。首先是作战行动限制在沿海岛屿地区。

　　在解放军空军进入福建后，中央军委就空军的作战范围做出明确规定，即主要在金马上空，主要任务是夺取福建地区的制空权，对台湾本岛实施空中打击的前提是国民党空军轰炸大陆的沿海城市，如上海、杭州等。炮击金门开始后，中央军委进一步明确了海空军不进入公海以及不攻击台湾岛的方针。②「彭德怀在中央军委战备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1958年7月26日，参见郑文翰《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第319-320页；对台湾和沿海蒋占岛屿军事斗争的指示，参见石仲泉《周恩来的卓越贡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368-373页；《毛泽东传》（上）第859-860页。」

　　其次是不直接与美军冲突，并避免有可能导致美军直接介入的任何军事行动。中国领导人有关避免与美军直接冲突和避免采取有可能导致美军直接介入的指示和部署等，已经为众多论著所描述。③「参阅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上）第857-861页；戴超武《敌对与危机的年代》第333-342页。」解放军限制作战范围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避免导致与美国直接的军事冲突，这是中国决策过程中贯彻始终的原则。由此合理的推论是，毛泽东尽管用相当积极的语言如“东风压倒西风”等，描述国际形势是十分有利的，但并不能因此就说他已经不能合理地判断国际形势。他心目中的“国际形势有利”之“利”其实是相当有限的，不过就是美国的力量被严重分散，以致中国可以在福建沿海岛屿采取有限军事行动时，美国难以进行直接的军事干预，如此而已。④「参阅戴超武《敌对与危机的年代》第342-343页。」至于军事行动的限度在哪里，中国领导人是在军事行动中逐步测试出来的。

　　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是，毛泽东在炮击金门前促使赫鲁晓夫访华，是否包含着借助苏联威慑对美国的动机。7月22日毛泽东就“长波电台”和“共同核潜艇舰队”等问题，谴责苏联企图继续其“控制”中国的“大国主义”政策，并要求赫鲁晓夫访华予以澄清。⑤「韩念龙主编《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114页。」这一事件导致赫鲁晓夫于7月31日到8月3日访华，并与毛泽东共同发表了《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会谈公报》，其中包括宣布中苏双方“对于反对侵略和维护和平所应采取的措施达成完全一致的协议”。⑥「《人民日报》1958年8月4日。」毛泽东至少也是在赫鲁晓夫来到中国后有意地加以利用，以便在国际上造成苏联支持中国炮击金门的印象。很难想像，在解放军全力准备炮击金门的时刻，毛泽东宁愿为了“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这样两个从哪个角度看也不值得兴师问罪的事情，不惜冒有可能破坏在当时特别显得重要的中苏同盟的风险。反之，中苏最高领导人在这个时刻在有双方国防部长参加的情况下会谈，对美国决策层将产生压力则是可以预期的。①「参阅沈志华《一九五八年炮击金门前中国是否告知苏联？》，《中共党史研究》2004年第3期。」顺便指出，在1954年开始夺取浙江沿海岛屿作战时，赫鲁晓夫曾经于10月率团访问北京。

　　1958年炮击金门过程中，中国的政策调整是相当明显的。当炮击金门开始显现其效果，美国也表明不愿被卷入两岸在福建沿海岛屿的军事冲突时，中国决策层断然决定不攻占金门、马祖，将它们同台湾、澎湖列岛一起“一揽子”解决，“一下子收回”。②「毛泽东：《杜勒斯是世界上最好的反面教员》，1958年10月2日，《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356页；周恩来同安东诺夫谈话记录，1958年10月5日，转引自《毛泽东传》（上）第878页。」这个决定实际上意味着攻占沿海蒋占岛屿战略宣告结束。政策调整的过程已有诸多论著详细描述。导致这次重要的政策调整有三方面的原因。其一，美国针对台海紧张局势进行的军事部署规模是中国领导人所没有预见到的，美军大规模的军事部署证明，毛泽东最初保持谨慎是完全必要的。③「毛泽东同赫鲁晓夫谈话纪要，1959年9月30日，转引自《毛泽东传》（上）第855-856页。」当然从另一个角度说，毛对在福建沿海岛屿采取有限的军事行动将不会导致美国直接介入的估计，也是准确的。

　　其二，当美国透露出有意不愿帮助蒋军保卫金门、马祖时，中国领导人已经确信，在台湾问题由于美国的干涉将长期化后，台、澎、金、马“一揽子”解决的方案，更有利于阻止将台湾从中国分离出去。④「毛泽东：《杜勒斯是世界上最好的反面教员》，1958年10月2日，《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56页；周恩来同安东诺夫谈话记录，1958年10月5日，转引自《毛泽东传》（上）第878页。」从政策调整的过程看，这可能是最主要的原因。其三，通过炮击金门，中国领导人大致掌握了美国对福建沿海岛屿的政策并不是进攻性的，甚至有可能不再帮助台湾当局防卫这些岛屿。因此他们相信，从军事安全的角度看，已经没有迫在眉睫的来自福建沿海岛屿的安全威胁，即美国不大可能利用它们攻击中国大陆，国民党军队则没有这个能力。⑤「吴冷西：《忆毛主席》，第84页。」这种判断极大地缓解了使用武力夺取这些岛屿的压力。

　　关于1995—1996年以解放军军事演习为主要内容的军事行动，限于档案文献，迄今还无法进行更加深入的梳理和分析，不过从事态发展的进程看，前述中国有关决策的三个基本特点同样存在。

　　钱其琛回忆录比较清楚地概括了中国决策层对1995年李登辉访美的性质和影响的判断。

　　中国决策层认为，克林顿政府决定给李登辉发放入境签证的目的，是要“测试一下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底线”，并相信只要略加安抚，中国“就会吞下李登辉访美苦果”。克林顿政府这种行动有两个背景：一是美国长期推行“以台制华”的既定政策；二是国际上的一些反华势力在推波助澜。至于李登辉访美的后果，中国决策层认为是相当严重的，包括严重损害了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的“政治基础”，鼓励了台湾当局的分离主义政策，同时也助长了国际上的反华气氛。⑥「钱其琛：《外交十记》，第307-308页；《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声明》，1995年5月23日，《人民日报》1995年5月25日；《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声明》，1995年5月24日，《人民日报》1995年5月25日；《忠实履行我军神圣使命——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诞生68周年》（社论），《解放军报》1995年8月1日；迟浩田在国防部举行的庆祝建军68周年大会上致祝酒辞，《解放军报》1995年8月1日；《不攻自破的谎言》，《人民日报》1995年6月9日；《美国究竟要把中美关系引向何方？》，《人民日报》1995年6月18日。」

　　根据上述中国决策层判断，大致可以肯定，1995年7月至1996年3月解放军一系列军事演习至少有两个目标：首先是警告美国方面，对台湾问题的重要性和敏感性应有足够的估计，对中国的底线不要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同时也警告国际上反华政治势力，不要蓄意在台湾问题上挑战中国的底线；①「钱其琛：《外交十记》，第308页；《忠实履行我军神圣使命》（社论），《解放军报》1995年8月1日；迟浩田在国防部举行的庆祝建军68周年大会上致祝酒辞，《解放军报》1995年8月1日。」其次是影响台湾的政治局势，阻遏其内部分离主义倾向的发展。当然在不同的具体阶段针对不同的议题，可能有具体的考虑，这需要更多的历史文献去证明。②「《"民主"外衣下的"台独"——再评李登辉最近关于两岸关系的谈话》，《解放军报》1996年3月7日；《"显性台独"与"隐性台独"的双簧戏——评彭明敏近期言行》，《解放军报》1996年3月8日。」

　　后来的发展表明，1995年7月至1996年3月解放军展开的一系列军事演习，固然凸显了军事斗争在和平统一台湾战略中的特殊作用，但其本质就是军事威慑，是为了防止台湾海峡局势演变成国际危机的重要步骤。解放军军事行动的限度也是一清二楚的，既不准备攻击台、澎、金、马的任何一部分，更没有任何与美国发生军事冲突的意图和可能。同50年代中国两次台海用兵相比，没有任何理由能使人们相信，解放军公开宣布了目的、规模、时间和地点的军事演习，会导致中美之间的军事冲突。

　　不过仍然有几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它们是互相关联的。如：中国决策层是否预见到，美国在1996年3月的军事演习过程中，会做出派遣两个航空母舰编队这类的军事反应？③「如果根据苏格的论述，从逻辑上推论中国政府应该已经预见到美国会做出军事反应。他认为，1996年3月解放军的演习本身就包含着这样的意图，即针对1995年12月美国航空母舰通过台湾海峡和台湾不断进行军事演习。参见苏格《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第747-748页。」中国决策层是否事先有所准备，以应付美国可能做出的军事反应？美国的军事反应是否和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决策目标的调整？等等。这些问题显然只能在获得更多的历史证据的基础上，才能给予合理的解释。

　　以上分别研究了军事斗争在统一台湾战略中的地位、与中美关系的联系和相互影响，并初步分析了台海军事斗争决策的基本特点。这三个方面是相互联结、相互影响的，它们结合在一起构成了分析台湾海峡军事斗争决策的一个基本框架。当然，这个框架的每个方面都还要做更全面地梳理、研究和概括；每个方面所包含的各种因素在历次军事斗争决策中的特殊作用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都需要做更深入具体的分析。本文的探讨只是初步的。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学术界对历次台海军事斗争决策的研究远不能说是足够充分的。为了将这个如此重大的课题的研究推向前进，一方面有必要更加详尽地分析目前可以利用的历史文献，另一方面则需要更加充分的和多方面的理论准备。最后要指出的是，台海军事斗争决策的基本特点在本质上是中国统一台湾战略的必然反映。

　　不同时期的国内外环境固然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军事斗争的决策，但中国统一台湾的战略是决定军事斗争在不同时期的作用和规模、强度和限度等的根本因素。它既是军事斗争的基本动力，也是军事斗争决策的指导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说，透彻地理解统一台湾战略，是研究历次台海军事斗争决策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