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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分析大致揭示了中美对抗对中国决策层历次决心在台海采取军事行动过程中的重大影响。换句话说，中国的军事决定基本上都是中美在台湾问题上处于尖锐对抗或两国关系严重恶化的产物。当然，在这个基本判断下，仍然需要对中国决策过程（经常是比较长时间的）中的一些具体环节是如何受中美关系的影响等等，进行深入、细致和专门的探讨。如在历次台海紧张局势中，中国领导人在军事决策的各个阶段，是如何判断美国的意图，以及他们的判断是如何形成并对决策产生了何种影响，等等。
得出上述结论难免要质疑美国学术界所定义的“台海危机”的确切含义和根源。进一步说，防止中美在台湾海峡地区遭遇国际危机的办法有想像的那么复杂和困难吗？美国政府能不能不做这样古怪的事情，即像在1995—1996年那样，自己先制造出一个本来完全可以避免的紧张局势，然后又去寻找“国际危机法管理”的办法，并乐此不疲。
三、台海军事斗争决策的基本特点
毛泽东曾经这样表述他的战略、战术原则，即“草鞋没样，边打边像”。简单地解释，就是在确定了目标以后，实现目标的途径和手段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在战略层次上，中国完成统一台湾的目标是确定的“草鞋”，但实现的途径、手段、过程的长短等等，则是“没样”的，要“边打边像”。同样，在战术层次上，每次在台海地区采取军事行动的目标也是明确的“草鞋”，至于具体的过程，同样是“边打边像”的。这大概可以说是理解中国台海军事斗争决策的关键。
如前所述，中国三次台海军事斗争的决策存在着一些共同的特点，包括：决策目标的多样性、有限性和政策调整的随机性等。正是这些特征导致了决策过程相当复杂并呈现出某种程度的模糊。在探讨这些特点之前需要说明，中国决策的特点并不仅仅只是这些，这里限于篇幅只择其要者。
所谓决策目标多样性，是指中国历次台海军事斗争决策都不仅仅是为了达到单一的军事目标，往往是追求外交、政治与军事等多重目标。
所谓决策目标的有限性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军事行动的目标是有限的，即严格遵循战略计划，如在夺取沿海岛屿时采取逐步推进、不贸然对福建沿海的金门、马祖发动攻占行动，等等。其二是在历次决策中均明确强调，不主动攻击美军，尽可能避免与美国的军事冲突。
中国决策层在历次台海用兵过程中，不论基于什么样的具体原因，都将避免与美国直接冲突放在相当重要的位置。例如中国决策层历次台海用兵都选择在美国最不可能直接介入的时机（如1954年底和1958年夏季），解放军历次军事行动的目标是以不导致美国直接介入为限度的（如1954—1955年攻占大陈列岛和1958年炮击金门），解放军选择的军事行动方式也被认为是最不可能导致美国直接介入的（如1958年炮击金门和1995—1996年的军事演习）。
中国战略思想中“少久多败”的原则，一直深刻影响着中国领导人在军事战略方面的决策，特别是与美国的军事斗争的决策。
所谓政策调整的随机性则是由目标多样性和有限性决定的，即在宏观目标管理下，根据特定时期和特定背景下所确定的不同目标的轻重缓急和军事行动产生的影响，随时修正军事行动的范围和强度，并对军事行动追求的目标保持一定程度的弹性，避免军事行动升级到无法控制的程度。
上述三个特点表现在历次台海军事斗争中。1954—1955年的军事行动试图达到的目标包括：第一是迅速夺取浙江沿海的大陈列岛；第二阻止美国与台湾当局签署《共同防御条约》。
这一点应该做进一步分析。笼统地可以说这个目标是反对美国与台湾签订《共同防御条约》。
不过从军事部署和实施情况看，这个目标的实质是防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将浙江、福建等大陆沿海岛屿包括在内，甚至扩大到广东沿海已经被解放军攻占的岛屿。第三在政治上宣示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和解放台湾的决心，防止台湾问题被国际化。①「尹启明、程光亚：《第一任国防部长》，广东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98页；郑文翰：《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第32页；《周恩来年谱》（上），第405页；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上），第585页。」
中国决策层为追求上述三个目标而采取的军事行动相当慎重，其限度同要达到的目标是比较协调的。在1954—1955年的军事行动中，中国决策层一开始就划定了两条明确的界限。
首先是集中攻占沿海岛屿，但不直接进攻台湾岛。即使在是否夺取金门、马祖等福建沿海岛屿问题上，中国领导人都是相当谨慎的。中国决策层已经认识到，由于美国的军事介入，统一台湾将是长期和复杂的任务，即不可能通过当前的军事行动一举完成。②「《中共中央关于解放台湾宣传方针的指示》，1954年9月1日，见《周恩来年谱》（上）第412页。」
其次是尽可能避免导致与美国的军事冲突。毛泽东曾经估计，攻占浙江沿海的大陈列岛，美国不会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干涉。③「聂凤智：《三军挥戈战东海》，第38页。」
这是解放军选择首攻大陈列岛的重要原因。毛泽东在战役发起前一再强调要避免与美军发生军事冲突，甚至表示，有必要重新考虑发起一江山岛战役的时间表。④「毛泽东：《关于攻击上下大陈岛时机问题的批语》，1954年8月21日；《关于攻击一江山岛时机的批语》，1954年12月11日。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第533、627页。」中国领导人在外交上也采取了一些措施，表明解放军的军事行动将限于大陆沿海岛屿等，在此不赘述。⑤「《周恩来年谱》（上），第421、478-479页。」
这一阶段政策调整的随机性主要表现在对金门等福建沿海岛屿的政策上。1954年夏季的军事行动展开时，解放军尚未完成攻占金门、马祖的军事准备，也没有准备立即实施登陆作战。
1955年2月国民党军队撤出大陈列岛后，中国决策层便面临如何处理金门、马祖的问题。
毛泽东曾经估计到这样的可能性，即在一定的军事压力下，国民党军队有可能像在大陈列岛那样自己撤出。他在3月14日给彭德怀的指示中说，如果“马祖及其他任何岛屿敌人撤走时，我均应让其撤走，不要加以任何攻击或阻碍”。周恩来亦向印度驻联合国代表说明了中国决策层的设想，其中包括和平收复沿海岛屿。①「毛泽东：《关于马祖等岛屿敌人撤走时我军不要攻击的批语》，1955年3月14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第51页；《周恩来年谱》（上），第478-479页。」同时解放军加快在福建部署空军力量，一方面配合外交努力，另一方面为未来军事行动做准备。②「毛泽东：《对粟裕关于部署部队进驻福建新建机场的请示的批示》，1955年5月19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第128页。该电文注释披露了解放军总参谋长粟裕提出的作战建议。」这是2月28日解放军完全占领大陈列岛后没有立即停止军事行动的原因之一。
也正是因为解放军当时没有立即将登陆作战延伸到金门和马祖的计划，所以在大致确定台湾海峡有可能爆发“国际战争”后，中国领导人即决定停止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并开始将注意力转向争取同美国谈判。③「周恩来：《关于出国后在各地商谈台湾问题的报告》，1955年4月30日，参见《周恩来年谱》（上）第474页。」4月23日，周恩来在万隆会议期间发表公开声明，表示希望缓和中美关系。以此为标志第一次台海军事斗争基本结束。
近年来已经有不少论著对1958年夏季炮击金门的动机和目标做了比较系统的探讨，揭示了毛泽东等这时对国际形势的极度乐观估计、国内政治的考虑、外交思想的激进化等等因素的影响，并认为给大跃进鼓劲和支援中东阿拉伯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是决定炮击金门的主要目的。
这些观点无疑都具有启发性。④「Thomas J .Christensen，Useful Adversaries：GrandStrategy，Domestic Mobilization ，and Sino2American Conflict，1947-1958.Chen Jian，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宫力：《两次台湾海峡危机的成因与中美之间的较量》，章百家：《通向缓和的崎岖之路：变动的国际环境与中国对美政策（1954-1971）》，均见姜长斌等主编《从对峙走向缓和》，第56-57、433-434页；戴超武：《敌对与危机的年代》，第266-274页。」不过也应该看到，已有的研究没有合理地解释一个明显的疑问：为什么毛泽东认为国际形势如此之有利，以致中国能够支援远在中东的民族解放运动，却不能在自己家门口进一步向前推动统一台湾战略，即最后完成夺取沿海岛屿的战略计划？甚至他都不会产生这样的愿望？这是一个很难回避的问题。
导致上述偏差的一个原因是忽略了1958年夏季炮击金门与1954—1955年夺取浙江沿海岛屿战役的联系。从当时“两步走”的统一台湾战略看，最终夺取福建沿海的金门、马祖等岛屿，是完成夺取沿海岛屿战略的最后一步。实际上最有可能的是，毛泽东决定炮击金门的主要目的仍然是通过军事行动，向前推动统一台湾战略。如果了解了解放军的战略计划和1955年春季以后持续不断的军事准备，那么可以认为，毛泽东在诸多谈话中没有突出统一台湾这个目标，原因很可能就是，在中国领导层中它已经是不需要强调的了。例如从1955年到1957年12月毛泽东明确指示空军准备1958年进入福建以前，彭德怀已经五次向决策层建议在福建部署空军。⑤「郑文翰：《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第2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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