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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10月台海紧张局势缓解的主要原因是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开始重新考虑金门、马祖这两个沿海岛屿在统一台湾战略中的作用。从1958年夏季炮击金门的全过程看，解放军在事前并没有确定实施登陆作战，并在10月实际上停止了大规模炮战。以此为标志，中国统一台湾战略中的攻占沿海岛屿阶段基本结束。
10月以后大陆与台湾没有在福建沿海岛屿发生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中国的统一台湾战略则转变到一个新的更加复杂的阶段。在这个阶段，解放军在福建沿海对金门持续的间歇性炮击极具象征意义。中国领导人通过这一独特的军事行动向世界表明，国共之间的内战状态仍然没有结束，从而抵制了美国隔离台海两岸的企图。1962年夏季解放军在东南沿海的大规模战备则是防御性的军事部署，目的是击败台湾当局企图利用大陆暂时的经济困难，对东南沿海发动军事进攻。④「参阅牛军《1962：中国对外政策"左"转的前夜》，载《历史研究》2003年第3期。」两岸这时的军事对抗客观上强化了台湾海峡的现状，即国共内战的确尚未结束。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走上了正常化的轨道。1979年中美建交，随后中国政府逐步形成并公开提出了“和平统一”的方针。1981年9月30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叶剑英发表“和平统一祖国的九条方针”。⑤「《人民日报》1981年10月1日。」以此为标志，中国统一台湾战略完成了从主要靠武力统一到主要运用政治策略争取和平统一台湾的转变。
“和平统一”方针的提出导致了军事手段在统一台湾战略中的作用相对下降，即从“解放台湾”的主要方式，转变为保持战略威慑的手段。军事斗争作为威慑手段必须保留在统一台湾战略中（不论是主要的还是辅助的），最初是为了在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中向美国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其解决方式美国无权干预，从而突出中国对台湾的主权。⑥「魏史言：《尼克松访华》，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编《新中国外交风云》第3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政府声明》，1978年12月16日，《人民日报》1978年12月17日。」后来事态的发展使军事威慑的内容逐步丰富，最终在2000年《一个中国的原则与台湾问题》白皮书中，做出了完整的表述，即：反对外国势力的干涉、反对台独及“无限期地拒绝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两岸统一问题”。①「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等：《一个中国的原则与台湾问题》白皮书，2000年2月21日，《人民日报》2000年2月22日。」可以大致推断，在实施“和平统一”政策的不同时期，军事威慑的重点有所不同。概括地说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阻止外国重新插手台湾问题，至于什么是“插手”或“插手”到什么程度，就会导致中国使用武力或恢复主要以武力方式解决统一台湾的问题，是值得研究的。合理的推论大致可以说是外国与台湾的政治军事关系明显地造成台湾独立势力膨胀，或在特定时期明显地损害中国统一台湾的战略。其二是台湾独立势力膨胀到一定程度，有可能造成台湾宣布独立或使独立成为难以用其他方式阻挡的趋势，这包括在国际上以“务实外交”为名为台独争取国际合法性的行动。其三是与上一问题相联系的，在谈判和平统一问题上“久拖不决”。这方面由于中国政府并没有提出明确的时间表，迄今为止没有成为突出的内容。②「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国防部：《2000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2000年10月16日，《人民日报》2000年10月17日；《一个中国的原则与台湾问题》白皮书，2000年2月21日；参阅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新闻局局长张铭清2003年11月26日在新闻发布会上的发言，见《国务院台办新闻发布会实录》，2003年11月26日，www.gwytb.gov.cn.」
1995—1996年解放军在台湾海峡地区的军事演习表明，军事手段在“和平统一”战略中，是一种重要的“预防性”威慑手段，其目的是在“和平统一”这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中，防止事态出现严重的逆转，以致破坏统一目标的最终实现。
二、中美关系与中国军事斗争决策
中国三次台海军事斗争的决策都含有对美国的政策做出反应的成分。1950年代的两次军事行动是在与美国军事对峙的背景下发生的，1995—1996年的军事斗争不过是1989年后严重恶化的中美关系在诸多领域中一个比较尖锐的矛盾、冲突而已。
台湾问题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同当时中美对抗有直接的关系。中国领导人从开始为解放台湾进行动员起，就非常关注美国的政策。当时他们虽然在政治动员中称台湾是“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最后一个据点”，但认为美国直接进行军事干涉的可能性不大。③「《中共中央关于庆祝"五一"劳动节的口号》，1950年4月26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第210页；韩怀智、谭旌樵主编《当代中国军队的军事工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285-286页。」1950年早些时候的这种判断由于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封锁台湾海峡而根本改变，此后中国的任何军事行动都同对美国的政策直接联系在一起。
1954—1955年中国领导人决心在台湾海峡展开军事斗争，主要是两个因素促成的。一是大陆与台湾争夺中国沿海岛屿的军事行动急剧升级，其背景之一如前所述，是艾森豪威尔政府推行“放蒋出笼”政策；二是美国开始同台湾当局就签订《共同防御条约》展开磋商。以往的研究已经大致揭示了这两个因素的作用，但对两者之间的关系缺乏合理的解释。
解放军领导人从1952年即开始着手策划夺取浙江和福建沿海蒋占岛屿，他们在朝鲜战争结束前后即决定展开夺取沿海岛屿的军事行动，并着手制定攻占金门的军事计划。④「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上），第582页；《当代中国海军》，第189-192页。」不过到1953年夏季朝鲜停战协定签字后，台海形势的一个新特点是，在艾森豪威尔政府“放蒋出笼”政策的鼓动下，国民党军队加强了在浙江沿海地区的军事行动。在此背景下，解放军1953年夏季展开夺取沿海岛屿的军事行动，既是实施统一台湾战略的既定方针，也包含着打破美国支持蒋介石在沿海采取攻击行动的目的，后者的影响甚至有可能是更直接的。因为中国领导人已经将台湾当局的军事行动与美国在台湾海峡的军事活动联系在一起，定义为美国敌视中国政策的组成部分。①「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405页；参阅《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第495页。」
从中美关系的角度看，解放军在东南沿海的军事行动是防御性的。从沿海岛屿争夺战的过程看，解放军夺取浙江沿海的军事行动早在1953年夏季就开始了。②「《当代中国海军》，第191-192页。」
解放军在1954年采取的军事行动与7月下旬大规模展开的“解放台湾”的宣传结合起来，主要是因为美国同台湾当局磋商签署军事同盟条约这一事件对中国决策层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7月初周恩来利用日内瓦会议休会期间，回国向决策层汇报会议情况。毛泽东在6日的政治局会上专门提到，要争取阻止美国同台湾签订军事条约，要采取宣传和外交两种办法，包括抨击美国的政策和与美国进行外交接触等。③「毛泽东：《同一切愿意和平的国家团结合作》，1954年7月7日，《毛泽东文集》第6册，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33-334页。」
有论著描述说，这次会议讨论了美台关系及其影响，与会者显然对美台军事关系的发展深感担忧。④「廖心文：《1958年毛泽东决策炮击金门的历史考察》，《党的文献》1994年第1期。」
从目前公布的历史文件看，国际上出现的由联合国安排台湾地位的议论等，促使中国领导人认为，有必要采取更为明确和坚决的行动，宣示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⑤「周恩来：《推进中英关系，争取和平合作》，1954年8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84页。」7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一定要解放台湾》的社论后，中国媒体开始大规模的宣传。中共中央于7月27日在给周恩来的电报中称：“在朝鲜战争结束之后我们没有及时（约迟了半年时间）地向全国人民提出这个任务，没有及时地根据这个任务在军事方面、外交方面和宣传方面采取必要措施和进行有效的工作，这是不妥当的，如我们现在还不提出这个任务，还不进行工作，那我们将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⑥「中共中央致周恩来电，1954年7月27日，转引自《毛泽东传》（上）第585页。」这反映了中共中央的确有一种紧迫感，担心台湾问题从此“国际化”。
以往不少论著认为，中国采取的宣传和军事行动是为了阻止美国与台湾签订《共同防御条约》，并以此推论，中国在东南沿海的军事行动不仅没有达到目的，甚至加速了美台条约的签订过程。⑦「代表这种观点的论述见章百家、贾庆国《对抗中的方向盘、缓冲器和测试仪：从中国的角度看中美大使级会谈》，收入姜长斌、Robert Ross 主编《从对峙走向缓和：冷战时期中美关系再探讨》，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第175页。」不能说这种说法全无道理，但现在看来显然是过于简单化了。首先就很难使人相信，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真的认为，通过在报纸上发表宣言和在沿海采取有限的军事行动，就足以阻止美国与台湾当局签订军事条约。他们毕竟有足够丰富的政治和军事经验，而且刚同美国结束了长达三年的朝鲜停战谈判，前不久还明确地指出，阻止美台签约需要外交接触。⑧「毛泽东：《同一切愿意和平的国家团结合作》，1954年7月7日，《毛泽东文集》第6册，第333-3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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