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问题——一种建构主义的分析（上）

4.1.1 台湾地理因素与台湾人族群认同

　　地理因素的作用不容忽视，如果不是距离大陆相对较远的一个海岛，台湾四百年来的历史很可能是另一个样子，台湾问题也不会产生，更无法维持。在台湾人族群认同塑造的过程中，尤其是李─陈时期，地理因素提供了一个便利的独立环境，也是促成外省人大量西迁大陆的一个因素（西迁的50万台湾民众大多未回台湾参加今年3月份的「大选」，其影响已成了决定因素）94。还有个值得注意的现象：「1970年代以来外省籍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几乎是以每10年约2个百分点的速度在递减中」95。这意味着台湾民众中抑制台独的力量可能趋于下降──除非大陆设法增加台湾人的中国国家认同。

　　从全球的与历史的视野看，如果一个地区长期处于与母国的分离状态，很容易导致该地区移民产生新的本土意识，随着世代的更替，这种本土意识将变成新的族群认同，并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政治认同，即表现为主权诉求96。《美国独立宣言》开篇第一句就宣称美国是「一个民族」97，作为政治概念的民族，其基础是文化族群，而美国立国时的成员（新英格兰十三州）的移民大多数来自英国，即属于同一文化族群。如果没有海洋地理的区隔，很难想象移民们会形成一个新族群，进而演变为一个民族，当然也就不会有现在的美国。这其实反应了一个相当常见的现象。

4.1.2 「二·二八事件」与台湾人族群认同

　　二战结束，日本投降后撤离台湾，对台湾人强化汉族认同是个好时机，遗憾的是，在大陆一败涂地的国民党没能利用这一时机，国民党「劫收大员」们的表现让台湾中下层民众刚刚涌起的希望复归破灭。台湾专卖局的武装缉私员打伤烟贩老太林江迈并误杀围观群众陈文溪，激发了遍及台湾的二·二八大起义，蒋介石从大陆战场调去两个师兵力，历时半个月，屠杀三、四万台湾人而把起义镇压了下去98。这一事件给台湾人一个强烈的印象：外来人都不可信，蒋介石比日本人还残酷。这是台湾人构建自己的族群认同的一大转捩点99。国民党接手台湾的最初几年，台湾人口剧增、物价飞涨、社会秩序混乱、生产雕敝，台湾民众总体生活水平下降，这些减少了台湾本省人对外省人的心理认同。蒋介石父子依据「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在台湾戒严38年，继续其独裁统治，国民党带去的100多万人只占人口的少数（台湾总人口1946年624万，1949年增至753.8万），大陆人却占据了党、政、军、法各部门的绝大部分职务，尤其是中高级职务，台湾本省人极少获得。这些行为无疑只能强化台湾人对「外省人」的不满，他们称大陆1945年后到台湾去的人为「外省猪」即强烈彰显了本省人的族群认同和对外省人的强烈不满100。蒋介石父子的专制统治一方面暂时压制了台独势力，另一方面则加强了台湾本省人的族群认同（如本省人的「悲情意识」）。台湾「立委」林志嘉就说：「我们都了解，自从二二八历史悲剧发生后，居住在台湾的居民，多多少少都蒙受到所谓的省籍阴影，而这项阴影也一直延续到现在」101。

　　比较公认的看法是：「二·二八事件」是个转捩点，台湾人族群认同由此初步确立。国民党后来为这一事件平反道歉102也印证了这一事件的特别意义。

4.1.3  60年代「政治冰封期」与台湾人族群认同

　　这一时期台湾人的族群认同的演进特征为：在政治高压中蠕行。因为，在国民党以戒严法统治台湾的时期，尤其是六十年代的「政治冰封期」，岛内台独不可能像海外那样直接地表达出来。追求公民的言论自由、为民众争取权利是现实的选择，有助于争取民心，可视作追求族群认同的曲折表达，或者说，用帕特南（Putnam）与科尔曼(Coleman)的「社会资本」观103，这些活动为台独势力积累了社会资本。国民党也意识到争取台湾人支援与认同的重要性，所以，蒋经国七十年代初期即在蒋介石的支援下推行行政革新。
　在台湾岛内，台湾本省人在族群认同上的诉求因国民党的高压政策而只能表现为零星或间接的台独活动形式。如《自由中国》杂志与雷震案，《大学》杂志与台大哲学系事件，《文星》杂志与李敖案，《台湾政论》事件、《中华日报》上的杂文、「大力水手」漫画与柏杨案、中坜事件、美丽岛事件。这些事情表面上看起来不过是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反抗，追求的目标是民主与自由104。但我的分析是：

　　（1）反对国民党这一外来政权本来就是建构台湾族群认同的一个组成部分。没有对立物与外在压力，族群认同的形成将是个非常长期的过程。

　　（2）这些事件的参与者中，许多人后来成了台独的中坚人物，他们在族群认同上的诉求有个由暗到明的过程。李敖与柏杨没主张台独，他们以犀利的文笔讽刺、挖苦、揭露国民党，客观上加深了民众对「外来政权」专制统治的不满。在1960年的雷震案中，《自由中国》杂志联合台籍人士和民青两党共72人开会决定召开「地方选举改进座谈会」并宣布「立即组织一个新的政党（『中国民主党』）」105，表达的是对民主化的追求。但该党发言人认为国民党镇压的目的之一是「威胁大陆人今后不敢与本省人合作，搞政治运动」106，与族群认同高度相关的省籍问题已开始凸显。在「中坜事件」与《台湾政论》、《大学》、《美丽岛》杂志则呈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身影：陈少廷、张俊宏、杨国枢、黄信介、许信良、康宁祥、施明德、林义雄、吕秀莲、姚嘉文，他们的政治诉求从早期批判强权主义到中期组织党外人士助选团再到后期「反对国民党专政」107，行为上族群认同的印记日趋明显。

　　宗教力量的作用值得一提，尤其是有20万会员的台湾基督教长老会（URM），URM是个国际性组织，隶属「世界普协」和「亚洲教协」，它在推动台湾的人权、支援台独势力上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训练的不少「台独顶尖人物」先是成为民进党内急独势力「基本教义派」主力，后又成为「台联党」的骨干。

4.1.4 美丽岛事件108与台湾人族群认同

　　 蒋经国从1970年起推行「新人新政」以「革新保台」，台湾渐走出了六十年代的「政治冰封期」，这从国民党1980年对「美丽岛事件」的处理上可以看得出来：蒋经国虽然不允许任何政治集团以「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的口号煽动群众情绪来反对国民党，但也没有采纳国民党内保守派的意见，而决定采取「以法制暴、以理制惑、以德化怨」，缩小打击面的处理办法。只将黄信介、施明德、吕秀莲等8人送军事法庭进行公开审判，允许记者和家属旁听，媒体也可充分报道审判过程。一个国民党始料不及的后果是：公开审判造就了陈水扁、谢长廷、张俊雄等一批党外律师109，这些人后来都成了党外运动的骨干和台独的中间力量110。政治案件的公开庭审、媒体的广泛报道对民众的影响与心理塑造自不必言。其后果是，「『台独理念』广为人知，受刑人家属与律师在随后的选举中高票当选。」111

　　由上可知，美丽岛事件为台独势力步入政治奠定了民意基础。

4.1.5 解严和开放党禁、报禁等与台湾人族群认同

　　蒋经国顺应大势的做法的几重效果：国民党本土化、蒋经国在台湾民间评价远好于蒋介石，他还成了民主化后国民党的一笔资本112。

　　蒋经国晚年思想演变的原因与轨迹有待研究，但他力排众议解除戒严、开放党禁报禁、允许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大量提拔使用本省人、推行省级以下立法、司法、行政三部门的选举等措施既促进了台湾的政治民主化，也使得长期压抑着的省籍矛盾表面化，因为「台湾的民主化过程，相当程度上是建构在族群间的意识冲突上」113，外省人、本省人各自的族群认同在选举过程中加强114。而且，以1986年民主进步党成立为标志，台独的重心转入台湾岛内，「洋独」、「土独」汇流。

4.1.6 李登辉因素与台湾人的族群认同

　　李登辉上台后，台独势力得以有系统、有步骤地排斥「统派」力量（统派的言行被归结为「不爱台湾」），推进「去中国化」：修改历史、地理教科书，将明代以后的中国列为「外国」；推广台语教学；倡导「爱台湾」意识；等等，希图通过「教育台湾化」以「建构台湾为主体的教育内容」，从而「建构一个正常国家最基础的地基工程」115，进而达到从根上切断台湾居民的中国人意识。王家英就认为：「李登辉的老谋深算，正在于他对国家认同议题的前瞻判断和准确捕捉，并坚定地结集各方力量付诸实践。」116

　　李登辉时期台湾人形成了较明确的新的国家认同：否定对中国的国家认同，认同台湾人的「集体身份」。 1999年5月民进党通过「台湾前途决议文」117，7月李登辉抛出「两国论」──这二者标志着台湾人已经成为台湾政治生活中的主导力量，外省人变为次要势力。但也须注意到：没有李登辉及其幕僚的纵横捭阖，民进党不可能在2000年成为执政党，更大的可能是国民党内的台湾人出任「总统」一职。这一点上，李登辉发挥了领导人的「历史作用」。

　　笔者认为，对92年的「一中各表」不能看的太高，因为它实际上让李登辉探到了大陆对台政策的底：大陆同意「各表」等于表示不急于解决、不想动武、没有既定的政策底线。所以，李登辉明显加快了促进台独的步伐：开展「新台湾人运动」、推行宪政改革、取消按叛国罪审判台独行为的法律、在文化教育上推行「去中国化」、直至推出「两国论」。下台之后仍不失「台独第一大佬」本色，又是策划成立台联党，又是力倡「手护台湾」，完全不负其父当年换祖宗的一番「苦心」118。

4.1.7 民进党崛起与台湾人的族群认同

　　1986年9月28日民进党成立是个标志性事件：将台独列入党章的政党被允许生存、发展，原先分散、民间性质的塑造族群认同转变为公开追求新的国家认同，并有合法的政党代言人。民进党发展迅速，党员人数稳步上升。在1986年民进党成立之初，民进党的党员人数仅有1万余人，在1995年发展为8万余人，1999年发展到20余万人。2000年3月上台后，社会上涌起了一股入党潮，民进党党员数成倍增长，目前已突破41万。民进党的政党认同度也稳步上扬。在1986年民进党成立之初，民进党的民意认同度仅有7%，1996年升为15%，在上台前一直维持在20%左右。但是上台后，其民意支援度一直维持在23%─29%之间，居于国、亲两党之上，成为岛内第一大党119。

　　2000年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上台、2001年「立委」选举泛绿阵营获得立法院225个席位中的104个。按省籍划分，本省籍190名，占84.44％，外省籍35名（其中1名来自金门，8名是「海外立委」）120，与台湾本外省人口比例相当吻合（2300万台湾人口的组成为：福佬人加客家人占86％，原住民占2%，外省人占12%）。

　　在台湾的政治术语中，「民主化」与「本土化」等同，在民进党基层选民观念中，台独与出头天、民主是同一概念121。外省人很少支援民进党。省籍矛盾在选举时特别突出，表现为外省人的集体身份认同（支援外省籍候选人，这一点在1989年的选举中表现得特别典型）和本省人的族群认同。应该指出的是：国民党的支持者中包括了相当多的本省人，这牵制了国民党的政策选择，使之只能选择「稳健」的政策──维持现状、缓独，不能认为这部分人的基本的族群认同倾向于外省人。证据显示：外省人很少支援台独，本省人支援统一的少于20%122。本省人投票给国民党的原因有二：（1）害怕战争，但认为大陆会动武的人越来越少。（2）民进党执政能力太差，尤其是经济搞不好。这是主因123。国民党时期台湾实现了经济起飞，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经济增长率最低为5%，而民进党执政三年来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3%、─1%、3%124。

　　由于老年人陆续淡出政治，新增加的年轻选民80％认同台湾，新党已泡沫化，2000年「大选」中以推进「一国两制」为竞选口号的李敖得票率不到1%。这些昭示着主张统一的意识已处于弱势并趋于边缘化，台湾人的族群认同已成为台湾社会的主流意识，主流群体的争论不是统独，而是维持现状、缓独、急独三派之间的较量125。2003年12月16日国民党放弃「一中」，表面上是为了选战的需要，实际上是不得不进一步向民众的主流意识靠拢以获取选票。国民党酝酿改名主要也是出于这一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