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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民党长期专制独裁统治下，台湾民众早年获取政治资讯的途径相当有限，难以形成基于自主意识的政治价值观。直到20世纪70年代蒋经国推行本土化运动以后，台湾民众的政治热情才逐渐复苏，随着党外运动的迅速兴起，民众的政治自主性明显提高，民主价值取向日渐多元化，政治态度由消极被动转向积极主动。有关资料显示，台湾每年举行的游行示威多达1500次以上，政治参与的热情相当高昂，呈现出政治信仰多元化、政治意识多元化、国家认同多元化和群体意识多元化等特征。
台湾民主的价值取向虽然源自美国式民主自由思想，可惜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好端端的民主制度，一到台湾就变了味，形成感性明显多于理性的“本土化”特征。
在一些民众眼里，民主似乎就是想喊就喊的言论自由，似乎就是投票就爽的公民投票，这种感性诉求容易被政客所利用。时事评论员赵少康曾形象地说：以前许多台湾人认为民主就是我想干什么，我就干什么，现在的认识是，我不想你干什么，你就不能干什么。台湾面临的不是民主与不民主的问题，而是“好民主”与“坏民主”的问题，台湾社会要形成理性成熟的民主价值观，台湾民众要不再被政客蒙蔽和欺骗，民主权利不再被政客侵害和掠夺，就必须进行充分自由的政策辩论，拒绝各种政治谎言，形成理性的民主思维，进一步完善法律制度，才能实现“坏民主”向“好民主”的转型。
（一）要有自由充分的政策辩论
道理越辩越明，这是十分浅显的道理。对事关台湾发展前途的“一国两制”、“台湾独立”等重大政策问题，必须有民众广泛参与的充分辩论，只有这样，才能形成全面客观的认识，知道什么样的选择才是正确的选择。我们看到，台湾经常举办各种辩论会，民众也会通过不同渠道了解辩论情况。如2004年“大选”两位候选人连战和陈水扁举行的第一次电视辩论会，全台有12家电视台进行现场联机直播，大约有450万台湾人收看，陈水扁在辩论时为自己辩解的时间多于实质政策及选举政见的论述，而辩论会后的民调显示，看过转播的民众，有44%觉得陈水扁表现比较好，有38%认为连战表现比较好。又如，赵少康与民进党人士公开辩论统独问题，李敖与前“国防部长”李杰公开辩论军购案，都具有较高的水准，曾引起媒体和民众的兴趣。另外，台湾各大电视台几乎每天都会邀请有关人士点评或辩论一些热点话题。
应该说，台湾不是没有辩论，而是缺乏自由充分的辩论，辩论格调不高。辩论常常是打口水战，为辩论而辩论，那些擅长辩论的人容易占上风。如陈水扁是律师出身，又有大规模组织街头抗议的经验，有娴熟的辩论技巧，他的辩论往往不是靠理性伦理，或者靠严密的逻辑推理，而是靠煽动性的语言，靠移花接木、偷梁换柱或转移话题，甚至靠人身攻击。这种诉诸感性诉求的辩论风格，听者容易理解和接受，不需要去认真思考和判断，因此陈水扁的辩论风格比较讨人喜欢。与陈水扁直接交过手的连战则是学者出身，他的辩论过于认真，比较理性，往往追求因果关系和逻辑推理，就事论事，注重事实和数据。这种辩论风格效果显然不如陈水扁的花言巧语讨人喜欢，相比之下，反而显得不够灵活，听者需要一边听，一边去思考、去判断。
除了纯粹的辩论比赛之外，真正高水准的政策辩论，不在于双方的辩论技巧，而在于能否充分阐述正确的观点和真实的内容。一个擅长辩论的政治人物，如果缺乏社会责任感，毫无政治诚信和执政能力，夸夸其谈，言之无物，即使说得天花乱坠，也很可能是说一套，做一套，这样的辩论，充其量算是骗术高明而已，本身毫无意义和必要，完全是浪费对手和民众的时间，误导民意。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政治人物，可能对重大问题有战略性的准确把握，有精辟的见解和深度的思考，而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