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台湾地方志编修看国家主权行使

　　1949年国民党政权退守台湾后，曾在澎湖设县，当局分别于1955年、1958年两次编修县志，直至1978年才出版一部新修的15卷本《澎湖县志》。为该志作序者李运成称：澎湖“虽地瘠民贫，物产不丰，但以介于台、闽之间，扼海峡之咽喉，岛屿回环，港澳杂错，在军事上实为兵家必争之地。昔延平据此而奄有全台，施琅得此而克塽议降，荷人据此以屏藩台、菲，日本据此以进窥南洋。是区区一地之得失，系我国族之兴隆与全人类之祸福，乌得以其土地硗薄、物产匮缺而遽加轻忽哉！（注：民国·李绍章、张默予等纂：《澎湖县志》，李运成序，台湾《中国方志丛书》，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3年版。）”县长李玉林作序称：“澎湖虽蕞尔丸地，然自古为海疆重镇、台闽咽喉，更为我汉族拓殖台湾之踏蹬。（注：民国·李绍章、张默予等纂：《澎湖县志》，李运林序，台湾《中国方志丛书》，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3年版。）”澎湖修志的历程再一次证明，修志是我国优良的政治传统，也是优良的文化传统。因为，修志体现的是政权的管辖，记录的是地方自然与社会的全史。国家一旦对地方设定建置，司理者便会有修志之举。修志是代代相济之业，不能一蹴而就，亦非一劳永逸，地方志经续修再修，使体例更加完备，内容更加充实，志书的价值和作用也将发挥得更为充分。

　　台湾志书的编修，典型地体现了志书的固有功能：“存史、资治、教化”。存史是志书的内在功能，资治和教化则是志书的外在功能。前述在台任职官员，之所以重视编修志书，就是由于他们都认识到志书的这些基本效用。范咸在《重修台湾府志》“凡例”中称：“台湾入版图后，生聚教训虽历六十余年，然犹去荒昧未远。本地苦无文献可征，所见所闻不无异词。”“亦以海外初辟之地，不得不互存以资参核。”“前志于台湾一邑只载寥寥数山，其罗汉门外概不之及”，“及阅《使桂录》，载罗汉山甚详”，“此守土者所不可不知也”。他强调，“守土者”不仅有“生聚教训”的职责，更有整理“文献”、详载“见闻”的任务（注：清·范成等修：《重修台湾府志》凡例，《台湾府志三种》中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

　　“凡例”还特别指出，在台湾“归化”之后，朝廷对台湾各方面所给予的优待，志书都作了补充记载。其田赋屡蒙朝廷“减则蠲除，优恤备至”。科举考试录取名额朝廷也予优待：“闽省乡试，台郡分额取中，所以培养海外人才者，备极隆至。”在海防方面，因“海外武备特重，凡分班遣戍之期，道里、舟车之费，历圣加恩优恤，至为详备，而制田产以备吉凶，赏恤延及百世”。对于土著蕃社情况，也于“风俗中分类详记，而其方言、俚曲，亦载其大略”。对于台湾的物产，也是“采择不厌其详”。值得注意的是，“凡例”强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