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台湾地方志编修看国家主权行使

　　总之，从以上《重修台湾府志》的五篇序言看，这些封疆大吏或地方要员，都众口一词地强调志书纪实、存史的认识价值和资治、教化的社会功能。他们作为“涉台”官员，都从台湾地位的重要性出发，强调台湾志书编修的意义，可谓真知灼见。

　　相比之下，清代另外修的3本《台湾府志》，因其内容或技术原故， 价值可能稍逊于以上3部。因为，康熙五十一年（1712），台湾知府周文元等所修《台湾府志》，只将高拱乾“志略”稍作增缮后仍分10卷刊行；所增内容不多，故未见有太大的新价值。但他再版后可供新一代官民了解台湾， 故也具有认识价值。 乾隆五年（1740），时任台湾道的刘良璧，提倡重修《台湾府志》，并于2年后刊行。该志大半模仿《福建通志》体例，将高拱乾志的体例调整为20卷。后人认为，刘氏的体例改动，并不及高拱乾所修志书“序列有体”，但其内容扩充、增加却不为无功。其三便是台湾道余文仪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主持编修的《续修台湾府志》。该书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刊行。余志主要仿袭范志，篇目、体例未作改动，只增加“艺文”中的一卷。不知何故，该志竟成为最后一部《台湾府志》。虽然从技术角度看，续修的刘志、余志未能胜过前志，但他们与时俱进，补充数十年新增史料，其继踵接武的赞续功劳亦不可没。从蒋毓英编修第一部《台湾府志》，至余文仪刊行《续修台湾府志》，首尾相隔不过80多年，竟连续编修6部府志，这在修志史上堪称奇迹。

　　朝廷和官员之所以如此重视台湾修志，其原因还在于，台湾岛长期孤悬海外，不仅面目扑朔迷离，而且弃留屡遭物议。一旦纳入版图，莅治者随即察访记录，修志绘图。因为，朝廷及官员都急于了解这一新归化区域土地、人民、物产的情况。如今，庙堂之上关于台湾去留问题已经息讼，海洋之中守土临民之官也已亲见台湾形胜，自然不能放弃记述自己治下“荒裔旷土”变化的职责。即使是局外的有识之士，也想确切了解这一“海外初辟之地”的实况。另外，清初连修6部台湾府志恰好都在“康乾盛世”，这说明朝廷重视与物质具备确是修志的前提和关键。

　　类似的情况还出现在澎湖志书的编纂上。澎湖列岛自古以来便属于中国，上古载籍虽多语焉不详，但至迟从宋代起，史籍已有明确记述。南宋孝宗乾道七年（1171），学者楼钥在所著《攻媿集》中收载《汪大猷行状》一文，内记：“四月，（大猷）起知泉州，到郡。……郡实滨海，中有沙洲数万亩，号平湖。”“公即其地，造屋二百余间，遣将分屯。”（注：宋·楼钥《玫媿集》卷八八《汪大猷行状》。）宋理宗宝庆元年（1225），赵汝适《诸蕃志》云：“泉有海岛曰澎湖，隶晋江县。”（注：杨博文：《诸蕃志校释》，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49页。）据此可知，澎湖至少于此时已入中国版图，并受泉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