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台湾地方志编修看国家主权行使

　　同年，福建布政使高山也在《重修台湾府志》序中称：台湾原为“海外荒岛”，为古地志书《禹贡》所不载，《职方》所不纪，自明天启朝才“稍与中华通往还”，至清初方入“圣人之治”。一旦进入教化，便如“风行草偃，翕然向治，遂臻一道同风之盛焉。”这话虽含夸饰，但也反映台湾“归化”后的实情：“入其境，人民济济，无雕题卉服之状，盖浸润于教化，涵濡于养育者，深且至也。”（注：清·范威等修《重修台湾府志》，《台湾府志三种》中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223—1224，1226—1227，1233，1234，1235—1237，1244—1245，1250，1252，1256，1257—1260，1261—1262，1274—1276，1276页。）这种迅速而深刻的进化，正好说明台湾入于朝廷管治之后，社会全面进步，文教长足发展，确有日新月异之概，以致对照“旧有志乘”，便觉多需补充修订。他自称“修台志者，予素志也”（注：清·范威等修《重修台湾府志》，《台湾府志三种》中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223—1224，1226—1227，1233，1234，1235—1237，1244—1245，1250，1252，1256，1257—1260，1261—1262，1274—1276，1276页。）。说明古代临民治事之官，都有修志之志或修志之举的。所以，当他披览新修台湾府志之后，即予很高评价，称：“一画开而天地辟，二气运而岁功成，台志修而圣治彰，所以宁不重欤？”（注：清·范威等修《重修台湾府志》，《台湾府志三种》中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223—1224，1226—1227，1233，1234，1235—1237，1244—1245，1250，1252，1256，1257—1260，1261—1262，1274—1276，1276页。）他把台志之编修与天地辟、岁功成、政治彰相提并论，以显其重。同时也说明，政治之功能绩效，社会之发展变迁，皆仗志书的记载而传扬。粮驿使者明福所撰志序则称：台湾统一之后，“臣服其黎庶，郡县其土宇；数十年休养生息，日就蕃昌。土地、人民、政事之大，不可以无志。”（注：清·范威等修《重修台湾府志》，《台湾府志三种》中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223—1224，1226—1227，1233，1234，1235—1237，1244—1245，1250，1252，1256，1257—1260，1261—1262，1274—1276，1276页。）他应是十分明了国家治权与修志关系的人，故认为，政权管辖的土地、人民，必须通过修志加以记载；官员的治绩事功，也需通过修志才得弘扬。而且修志不能一劳永逸，尚需时时继纂续修，俾补其“规制事宜未尽洽备”之处，以便踵事增华，使后人“得其详且核焉”（注：清·范威等修《重修台湾府志》，《台湾府志三种》中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223—1224，1226—1227，1233，1234，1235—1237，1244—1245，1250，1252，1256，1257—1260，1261—1262，1274—1276，1276页。）。他意识到台湾修志重点所在：“台郡孤悬海外，为各省之藩篱”，故“于防海港口出入、水道纡回，言之尤详。必提其要害，纪其远近，使人因其形势以识控制之方。”（注：清·范威等修《重修台湾府志》，《台湾府志三种》中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223—1224，1226—1227，1233，1234，1235—1237，1244—1245，1250，1252，1256，1257—1260，1261—1262，1274—1276，1276页。）这里指出台湾修志的特别意义，在于使人知其形势之要，识其控制之方，以为安定社会、捍卫主权之备。由此更见作者思虑之深、识见之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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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署台湾道的庄年则在序文中强调，“台之启疆，虽已距六十余载”，经此管治之后，民众皆“就甄陶而乐化育，游惰向业，四民交励，五士迭兴。蒲弭，讼狱息，刑措兵偃。职官人物，炳炳烺烺，而风俗齐美”。国家呈“文明熙皋之象”（注：清·范威等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