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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晚明思想启蒙与西方不同，在西方文艺复兴多表现为情感的解放；在中国则以政治伦理的觉醒为制高点，冲击君主专制，表现为理性的早启。
在"非君"思潮中，民歌、民谣本是一支生力军，民间的异端言行，是对封建秩序的抵制和消解，启蒙思潮正是从这解构的裂隙中蓬勃滋长。
从"非君"到"抑尊"是中国政治思想的飞跃，思想家们提出种种抑制君权的设想，然而没有新兴的社会力量来制约君权，只能沦为泡影。 催生新社会的动因先天不足，致使某些新质因素胎死腹中。不现实的早熟思想，却以它的先验性，在后世放出光华。
一、 席 卷 社 会 的 非 君 浪 潮
晚明思潮起伏跌宕，汹涌澎湃，诸如放纵声色，追利逐欲，回归童心等异端思想，都在不同程度上越出传统礼法的藩篱，然而这并非是中国早期启蒙的主要特征。在西方中世纪神权压倒一切，人文启蒙主要是反抗神权，以解放情感人欲，伸张人的权利，具有明显的反封建的作用。在中国，封建伦理的最高权威是君主专制及其意识形态，不动摇这高压在民众精神上的盘石就不足以构成启蒙思想的主潮。作为异端之论在中国思想史上不绝于缕，在义和利、理和欲、情与法之争中，有关利、欲、情的论辩都不失有助长个性之义，在实践中又常常汇入纵情声色的欲流。每当王朝末世，政治腐败，礼制失控，就会出现僭礼败度的景象，也不乏有愤世忌俗和离经叛道之论。但是有价值的命题并不一定都有启蒙的意义，凡是启蒙的必定具有民众性和社会性。晚明思想启蒙与西方人文启蒙不同，主要是政治伦理的启蒙，表现在政治思想上对伦理信仰的最高原则----忠君信条----的怀疑、动摇和抨击，而且下延到广大民众，蔚为社会性的思潮。
要说忠君观念，自有君主以来就已成为社会的统治思想，但是在先秦，忠君并不是最高信条，儒家的“民贵君轻”，道家的“圣君无为”与法家的“尊权重君”，都作为不同学派的政治学说，互有消长。从秦始皇建立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以后，朝纲独断，天下事无论大小一切听命于君主，“尊权重君”才取得绝对优势。汉代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对忠君又予以“君权神授”和“天人感应”的论证，提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说这三纲是天意的体现，“天不变，道亦不变”。《忠经》一书提出:“ 天之所覆，地之所载，人之所履，莫大乎忠。”把忠君与尊天、敬祖融为一体。皇帝口含天宪，言出法随，既是人间的至尊，又兼有天子之贵，族长之荣，集神权、皇权、族权于一身，从而成为人世间至高无上的主宰和绝对权威，这才系统地建立以忠君为核心的封建专制主义伦理体系，忠君自此成为最高的政治原则和道德准绳。
从秦汉以来历代统治阶级莫不利用法制的、哲理的、神学的一切手段树立对君主的绝对迷信和盲从。明代是皇权统治最严酷的一个王朝，朱元璋在军事、政治、文化方面采取前所未有的集权措施，包括收回相权，大权独揽；肆意删节《孟子》；屠杀功臣；兴文字狱；不准宦官、外戚干政，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最强悍的专制王朝。过度强化中央集权的后果，是把皇帝的权威推到极至，君主不论是昏是暴，是白痴还是幼儿，为臣的只能顶礼膜拜，歌功颂德，不能说一个不字，任何对君主的不敬和亵渎，都要受到重处，甚或破家灭族。直弄得君要臣死，臣不死不足以尽忠，对君主效忠到如痴如迷、若愚若傻的地步。
然而，这种情况到万历中叶以后，出现急剧的转变，由于神宗踢开官府敛财，直接委派宦征收地方税收，引起官员强烈的反抗，在全国掀起反对矿使税监的城市民变。在这期间批评、抨击皇帝的奏疏连篇累牍，仅在《神庙留中奏疏》所见，就有数十篇之多，载于《明史》的也屡见不鲜。户科给事中田大益说: “臣观下数年来，乱政亟行不可枚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