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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对我们所处的这个危机处境的起源，有一种目的论的－历史的意识”，而这种意识又构成了“先验现象学的一个独立导言”1，换言之，如果它能用来引导［我们］返回先验主体性；那么对哲学观念的阐明，也许就能使我们最终涉及理论态度的实存的（existentielle）构成。因此，如果所有绝然的（apodictique）的含义（signification）确实只有从这种态度出发才可理解，那么澄清这种态度的发生（genèse），也许就能阐明任何发生的绝然意义。[然而，]是否因此就能把握其存在论意义？2
至此，哲学观念从形式上仍被定义为有关一种无限任务3、即theoria（理论）4的观念。这种无限的理论生活的历史，在其努力与失败中被混同于单纯的自我实现。它能从一种发生性的描述中获得价值吗？那贯串于欧洲哲学所有阶段的“先验动机”（motif transcendental）的历史，能够最终为我们照亮先验主体性的发生吗？然而，这种历史设定了一种向后返回的可能性，一种重新找回那些如此这般的原先在场者的原初意义的可能性。它意味着一种先验“回问”（régression, Rückfrage）的可能性，这种“回问”穿过对意识而言是可理解的、透明的历史；这种历史的积淀可能会被拆除，然后又原样恢复。
维也纳会议之后，胡塞尔的所有文本都在展开同一个问题：如何才能从历史的－意向的分析出发，“重新激活”意识行为或意识之历史产物的原初意义？这种历史的－意向的分析主题，占据了胡塞尔大量极其重要的手稿，但是这种分析的技术直到《几何学起源》（1938）才出现。在这个二十页的文本（它是胡塞尔最优秀的文本之一）中，作者试图5重新追踪几何学的意向发生（genèse intentionnelle），并想由此确定一种分析类型，通过这种分析，应该总能就其诞生本身，来重新把握意识的历史产物的先验本源。
正如芬克（Fink）在其导论中评论的那样，这个说法并不绝对是新的。在《形式的与先验的逻辑》中，人们想必已经深入到逻辑的起源（origine）本身了。表面上，对于纯粹逻辑意识，即被构造的综合系统、完善的和自身封闭的产物，逻辑可以要求绝对的永恒性和自主性。［但是］事实上，它只有从一种先验发生出发才是可能的，因此应该重新找回这种先验发生的意义。然而，这种意义不是已堙没于逻辑行为与逻辑结构的无限的历史中了吗？这些行为和结构在历史中的层层叠置的积淀，初看起来不是无法最终穿透的吗？
这种不可穿透性使得任何历史哲学，极而言之，任何历史真理都成为不可能。积淀的事实性透明与否，这一点胡塞尔并不关心。但是，只要人们能够追问，那么任何已往人们、任何意识行为和任何意识生产的意向意义和先验意义，都应该能够被本原地理解。“正如我们在此要提出的，几何学的起源问题……不是文献学的、历史的表面问题，它不是要查明那些实际上（wirklich）提出纯粹几何学的命题、证明、理论的事实上(faktisch)最早的几何学家们，它也不是要查明它们*发现的特定命题。与此相反，我们的兴趣勿宁是对最原初意义的一种‘回问’，按照这种意义，作为千年传统的几何学过去在场——在其渐进构建中被把握——而且对于我们来说现在仍然存在。我们‘探询’几何学在历史上最初据以产生——必然据以产生——的那种意义，尽管我们关于几何学最初的创始者一无所知，而且对之不感兴趣。从我们对于作为科学传统的几何学所知道的东西……出发，一种对于几何学的过去了的最初起源——如它们作为原初创立的（urstiftende）几何学曾经必然所是的那样——的‘回问’，原则上总是可能的。”6
因此，这又一次涉及通过先验还原的方法重新找回原初的意义。还原不再具有单纯唯我论的意义，而是经常从一个先验共同体出发被实行。人们对历史的被构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