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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八十年代，我是到处做报道，在大学在单位的，曾自己以为自己懂得一点什么，到九十年代，就很少到外面胡说八道了，这次到北京来，是一个特例，北大请我去演讲，说有二三百人要听，结果找了二十几个人，开个座谈会，后天是清华大学，十几个人的小会议，主要是交换意见。
说到这二十年的改革开放，我们都躬逢其盛，既享受到了改革开放带来的好处，也体味到它带给我们的困惑，对一个喜欢平时对社会生活进行思考的人来讲，尤其如此。
一个民族的思考或者说研究的责任是什么？或者一个学者的最高责任是什么？我看，是在于要理解我们自身所处的时代，是把我们所关注到的和关切的事实呈现出来，并且，给这个事实以充分的理解。如果对我们已经遭遇到的困难、问题和诸多的现象不能给予理解的话，那么作为一个学者个人，或者一个民族的思考，会陷入一种思维的困顿、迷茫和焦虑。这种思考的焦虑是需要解决的。但是，就我个人而言，这二十年来也没有少思考，没有少调查，也没有少读书，总的概括是，从八十年代的自以为是到九十年代更多的困惑，所以，我下面要讲的，是困惑多于理解。主要是与诸位同仁交流这些看法。我想讲一个多钟点，余下些时间与大家一起交流，听听诸位朋友的看法。
刚过去的二十年怎么看？这二十年改革的理论预设，我们可以在《邓小平文选》的三卷里看到，它是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导向，以加快现代化工业化与世界接轨为诉求。而当时把这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作一种工具，把蛋糕做大的工具，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在邓的关于社会主义的界定当中，也是作为一种手段和工具，目的是共同富裕。在三卷里面，他反复地强调，如果出现贫富分化而不能得到有效的抑制，就产生两极分化，就是说让一部分人富裕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如果这从一种手段转变成了目的，转向一种难以逆转的结果，那么，他反复告诫全党，这个改革就走到邪路上去了。
在１９９０年的时候，他甚至这样说过，如果出现两极分化，那么，四大矛盾就会出现激化。第一大矛盾是地区矛盾，他指的是东部和西部之间的矛盾，这是地区之间的矛盾；第二个矛盾是民族之间的矛盾，中国的民族区域的布局、区域之间的差异，最终会影响到民族之间的关系，产生民族矛盾；第三大矛盾是阶级矛盾，而不是像我们今天用的阶层分析，他还是使用阶级这个概念，阶级之间的矛盾，在我理解，阶级矛盾就是财富的增长，引起了不平等的分配，如果一部分人之所多得乃是另一部分人之少得，那就是阶级矛盾；第四大矛盾就是中央和地方的矛盾。那就会更尖锐起来，他说如果是这样，中国就会出乱子。
现在，我们回顾邓在１９９０年的这个讲话，可以发现我们今天中国所有的问题、矛盾以及我们的焦虑，都可以概括在邓的这四大矛盾之中。那么，在八十年代改革的整个预期到九十年代的实践结果，两者之间的裂痕在加大，原因又在哪里？从上个世纪末到本世纪初，有许多学者在那里思考这个问题。有种观点是危机论，而我看到的危机论大概就有五六份了，说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已经进入危机时期。
说到贫富的高度分化，我们官方公布的基尼系数也已经接近０.４的警戒线了，而最高的好象是０.４６，这个贫富问题，尤其是加上区域的差异，就有特殊的意义，先面我们或许还会回到这个问题上来。
党政的腐败，尤其是行政权利，二十年来持续的扩张，这个扩张，行政机构的增设、人员的膨胀是其表象，而实际上是这个行政权利日益的凌驾于社会，而在中西部地区，这个行政权利扩张的成本，就全部转移到小农经济的头上，从而引起了一个传统性的矛盾，就是政府和农民之间的矛盾。
还有关于生态之类的问题。在北京的这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