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商品经济思想比较研究——以石门心学和清初实学为中心（下）

　　据笔者研究，根本性转变发生在宋代，明清时代的许多思想观点都是自宋代肇端的。[4]前述宋代浙东学派的叶适及其弟子陈耆卿不仅从概念上批判“重本抑末”，而且明确提出“四业皆本”，早于黄宗羲近六百年。另外，宋人思想到明代也有继承发展，如明代姚舜牧在《药言》中说：“人须各务一职业，第一品格是读书，第一本等是务农，为此，为工为商，皆可以治生，可以定志，终身可免于祸患。”东林名士赵南星则旗帜鲜明地把工商业视为本业，他在《寿仰西雷翁七十序》中说：“士农工商，生人之本业……岂必仕进而后称贤乎？”他在《贺李汝立应科举序》中，指出“农之服田，工之饬材，商贾之牵车牛而四方，其本业然也”。赵南星的上述文献收入《赵忠毅公文集》。更重要的是，王阳明撰《节庵方公墓表》（《阳明全书》卷二十五）提出“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士以修治，农以具养，工以利器，商以通货，各就其资之所近，国之所及者而业焉。……故曰四民异业而同道。”与此似曾相识的是石田梅岩援用孟子“道，一也”之论阐明的“四民业异而道同”。

　　再来看另一位思蒙思想家顾炎武。顾炎武（1613—1682）原名绛，字忠清，明亡，改名炎武，字宁人。学者尊为亭林先生，江苏昆山人。在清初学术发展过程中，是开一代风气者，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重点地位。其一生着意探讨国家治乱兴衰之道，认为民众也应关注天下兴亡，倡言“匹夫有责”。他不仅致力经世致用之实学，而且非常重视实践经验，其名著《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就是“有得即录”抄撮而成的，其《日知录》，也是重要典籍。另据章太炎《文录外编·顾亭林轶事》以及徐珂的《清稗类抄》等，都说顾炎武曾参与制定山西票号的制度规定。

　　然而，顾炎武的商品经济思想谈不上有太多新见，如在其《日知录》卷七中提出“士农工商谓之四民，其说始于管子。……春秋以后，游士日多，《齐语》言桓公为游士八十人，奉以车马衣裘，多其资币，使周游四方，以号召天下之贤士。而战国之君，遂以士为轻重，文者为儒，武者为侠。呜呼！游士兴而先王之法坏矣！”他虽然没有对工商业有特殊的肯定，却对“游士”很不以为然。在《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二十八中，顾炎武就官府施行的课盐政策发表意见，指出“两淮岁课百余万，安所取之？取之商也。商安所出，出于灶也。……商收其余盐，得银易粟以糊其口，若商不得利，则徙业海上，……且商人皇皇求利，今令破家析产，备受窘困，富者以贫，贫者以死。”这是对商人社会作用的客观认识，同时反对商业干涉政策，认为商人受损失会使社会贫困化。

　　对于士农工商如何看的问题，北方的颜李学派虽然不同于身处商品经济发达地区的南方思想家，却也有一些独特的思想观点。该学派以讲求“习行经济”之学为特征，首倡于颜元，大成于李塨，王源也很有贡献。颜元（1635—1704），字浑然，号习斋，河北博野人。他绝意仕进，以教学终老乡里，一意讲求经世致用之学，力倡实学、实习、实用，以学习、躬行、经济，为“吾儒本业也”，强调“习行经济”之学，为颜李学派的创始人。主要著述有《存治》、《存性》、《存学》、《存人》，史称《四存编》；另有《四书正误》、《朱子语类评》与门人所辑《习斋记余》等。颜元去世后，其弟子李塨光大其事业。李塨（1659—1733），字刚主，号恕谷，河北蠡县人。21岁起以父命从学于颜元，认为“不传其学，是自弃天矣”，以昌明此学为己任。他曾中举并游学江南，又任知府幕僚和通州学政，旋即辞官归乡。主要著作有《大学辨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