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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形如何呢？
前述清初实学中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在南方是“三大启蒙思想家”，北方则是“颜李学派”。中国经济思想史上黄宗羲的“工商皆本”论很受重视，也往往被视为当时商品经济思想最典型的论点，有必要重点研究。
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南雷，一号梨洲，世称梨洲先生，浙江余姚人。他是被阉党诬陷致死的东林党人黄尊素之子。其学承晚明大家刘宗周，远宗心学大师王阳明，成就清代浙东学派。其曾坚持抗清数载，败后遂专意讲学潜心著述。曾开讲“甬上证人书院”，讲究实学反对空谈，主张经世致用。很有影响。据全祖望所撰神道碑文说“东之鄞，西之海宁，皆请主讲。大江南北，从者骈集。”在其家乡余姚被称为“四先贤”之一。②他治学广博著述弘富达120余种，涉及史学、文学、数学、天文学、地理学、文字学诸领域，主要著作《明儒学案》、《明文海》、《南雷文案》、《南雷文定》、《留书》、《明夷待访录》等。
《明夷待访录》总结明亡的经验教训，从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分析历史弊端，提出治国建议。此书有“经世大政”之称，顾炎武感叹此“三代之治可复也！”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自己的政治活动“可以说是受这部书的影响最早而最深”。黄宗羲的经济思想也较多地集中于此。一般说来，人们已经注意到他的“工商皆本”论，甚至他在此书“田制三”中总结出的历代赋税征收不断增加的规律性概述即所谓“黄宗羲定律”，③还得到抓“三农问题”的政府总理的重视，决心减轻农民负担，走出此定律之“怪圈”。但是，黄宗羲与石田梅岩一样强调“职分”，却不多为人所注意。
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原君》中说：“明乎为君之职分，则唐虞之世，人人能让；……不明乎为君之职分，则市井之间，人人可欲。”他强调的不是百姓而是君主的“职分”，这与石田梅岩不一样，也正是中国士大夫同日本町人思想家的差别所在。前者建议、指陈、劝诫的对象或目标往往是执政者，而后者重在町人自身的自觉自律。黄宗羲把君主的职分看得很重，认为君主失职天下就会争乱，“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 颠倒了“为君之职分”天下就会不得安宁。在他看来，君之“职分”应是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是“为天下”，反之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能够为害天下，这是由君的职分决定的。指出“君为害天下”历来被认为是启蒙思想家杰出的思想。此外，他还主张臣的职分也不应该只“为君”，而应“为万民”，这就是他在《原臣》中所说的“故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君与臣虽各有其职分，但两者集中到“为天下”、“为万民”的基点上则又是一样的。君臣尚且如此，社会各行业就更应平等。
在《明夷待访录·财计三》中，黄宗羲提出了他的“工商皆本”论。他说：“故治之以本，使小民吉凶一循于礼；投巫驱佛，吾所谓学校之教明而后可也。治之以末，倡优有禁，酒食有禁，除布帛外皆有禁。今夫通都之市肆，十室而九，有为佛而货者，有为巫而货者，有为倡优而货者，有为奇技淫巧而货者，皆不切于民用，一概痛绝之，亦庶乎救弊之一端也。此古圣王崇本抑末之道。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这历来受到重视，甚至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最先提出的“工商皆本”论。实际上，黄宗羲依据日用品与奢侈品的生产消费划分本末的思想也非独创，东汉的王符在《潜夫论·务本》中就提出“致用”之工和“通货”之商都是工商业中的“本业”，即各行业各有本末之说，但这还没有根本否定“重本抑末”的传统观念。赵靖先生认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