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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职分。士者，乃原本有位之臣也；农人，乃草莽之臣也；商工，乃市井之臣也。为臣者侍佐君主，乃为臣之道；商人买卖者，乃佐助天下也。工匠得工钱，乃工之禄也；农人耕作收获，亦同士之俸禄。天下万民若无产业，以何而存立？”这有些孟子“恒产恒心论”的味道。
石田梅岩认为社会各行业都有自己的“职分”以及相应的“产业”，这只是社会分工的不同，没有高低贵贱的差别。士农工商都是“君”之“臣”，也都该得到其应得的收益，特别提出“商人之取卖货之利，与士之食禄相同。商无利得，如士之无禄。”这样一来，尊贵的武士与被视为低贱的商人就成为“相同”的了。梅岩进一步指出：“商人卖货之取利，亦是世间公认之禄也。夫何独以买卖之利为欲心而云其无道，厌恶商人而拒绝与之交哉！何以专贱商人之生计而嫌之耶？”理直气壮地争取商人的生存地位，并搬出圣人之言作为其论点依据，说是“孟子亦云：道，一也。士农工商共为天之一物。天，岂有二道哉！” 梅岩为建构“商业有用论”和“四民平等”观，援用孟子的许民置产和“道，一也”之论，阐明商人谋利的正当性和四民业异而道同的平等观。
在《齐家论》下[2]里，石田梅岩再次引经据典重申他的论点，说：“《大学》所谓自天子以至于庶人，皆以修身为本。同为修身何有士农工商之别！”这就不仅仅是说四民“职分”平等，而且上升到道德修养层面，提出工商业者与其他人没有高低之别。“故士农工商虽职分各异，然会通于一理。故士之道通于农工商，农工商之道亦通于士，焉能按照四民之别各说其俭约之理？……天降生民，万民皆天之子也。”很清楚，既然万民都是“天之子”，都是平等的，各行各业虽然职分不同，但遵从的道理却不能因职业差异而有别。
那么，如何看待这些平等的不同职业呢？石田梅岩屡屡强调“士农工商，各得尽心于己业”，职业的分工是“天命”，“不知己分”就有可能“难逃天罚”。《都鄙问答》卷之一有“合天命乃得福”之说；《石田先生语录·补遗》记述其主张“安天命”，说“为商人者，乃天命之所为”。在他看来，世上有四民之分很自然，就像自然界的“生物多样性”一样。《语录》卷九记述他曾说“形色乃天性也，有形就有则。如同松绿、花红一样，侍者为侍者，农人则农人，商卖即买卖人，若不安职分则有违天命。”士农工商就是天命的职分，如狗看门、鸡打鸣一样，连禽兽都能知己职，何况人？“不知职分，禽兽不如”这是梅岩的基本认识。
说到这里，很容易联想起马克斯·韦伯在论述“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时，反复强调的“天职观念”，他提出欧洲建立在新教“天职观念”基础上的合理性经济行为，带来了物质财富的大量积累，为资本主义产生创造了必要的物质基础，而且加尔文教徒的天职观念还造就了一种与众不同的劳动精神。新教伦理使物质（资本主义的制度性）与精神（资本主义的规范性）达到了高度的结合，故而促进了现代资本主义的产生。①梅岩的“天命职分”说蕴含韦伯的合理性经济行为导致资本主义产生的意义。
笔者注意到当时町人肯定自身的社会价值，对于町人的正当生存与商品经济的发展明显有益；而否定身分等级尊卑要求平等的思想，推动了近代化的平等性“国民意识”的逐步形成。需要注意的是，石田梅岩倡导的“四民平等”观，是立足于“町人”的立场，对自身的存在价值与社会地位进行的阐释。其不仅希望社会对町人及其职分有正确的认识，更重要的是要求商人必须了解自己的“天职”，勤奋地履行自己的职分。这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并确认町人自身的主体性，肯定商业利益的正当化，唤起商人意识的自觉性，阐释町人的职业伦理和道德意识——这样的“商人精神”对于步入近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那么，中国清初实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