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经济学话语霸权的出现和引起的争论，成了中国学界特有的一个现象。目前围绕它的争论似乎还在一定范围内进行，但是，当前经济学话语霸权终结的明显趋势，却没有引起学界的注意。

　　在中世纪的西方，宗教支配了思想活动，因此，思想界毫无例外地受“宗教话语霸权”支配。但从十四世纪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宗教话语霸权”日见衰落，思想的开放和自由化使各种话语系统都得到了发展，但同时，由于思想领域的专业化发展和分工尚不明显，思想家们往往对各种社会问题有着广泛的兴趣，并不受学科专业约束地运用着他们认为合适的思想方法和概念，其研究成果也往往具有交叉性和综合性的特点。这时候，西方思想界没有“话语霸权”这种感觉和概念出现。

　　十九世纪之后，随着社会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思想家们也走上了分工和专业化道路，逐渐形成了明确分工的学科专业，不同学科专业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及自己特有的一些思想方法和概念。专业日趋分离，相互隔离日趋严重。虽然有无数人倡导在专业分工基础上的综合，但没有能改变专业分工细化的主流趋势。不同学科专业后面，是不同知识结构的专业研究人士，是不同的专业群体氛围，是不同的话语利益和权力结构。

　　所谓一个学科专业的话语霸权，是指人们开始用这个学科的思维方法和概念，去解释其它学科专业研究对象和领域的现象。而且社会用语中，该学科的概念占的比例较大。话语与话语关系的背后，还是人与人的关系。经济学话语霸权的提法和争论的出现，是一个经济学方法和经济学家“侵入”其它学科的传统地盘引起的利益和权力斗争问题。不满经济学话语霸权，除了专业本身的考虑外（如经济学家在非经济学专业的外行，经济学方法对非经济现象解释能力的有限性问题等），当然还有一个其它专业的研究人员们维护自己生存空间的情绪在内。霸权这个概念的背后，就是平等，经济学话语霸权的提出，就是非经济学领域的研究人员希望争取与经济学家平等的社会话语影响力。在西方，经济学方法侵入法学、政治学的领域，尤以近几十年新制度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的发展为代表，但是，在西方还远远达不到什么“经济学话语霸权”的程度。“经济学话语霸权”现象在中国学界话语体系竞争中显得如此突出，确实是中国特有的历史现象。

　　按照“经济学话语霸权”的表述法，任何一种话语要素的相对地位和相对价格，是由此话语要素的市场供求决定的，它不是个人意志的产物，也不是经济学家（作为经济学话语的供应者）群体意志的结果，重要的是市场话语供求的均衡关系。但追溯中国二十年来话语现象的变化，我们会发现，正是政治意志变化决定了中国学科专业地位的变化。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未八十年代初，不是“经济学话语霸权”，而是“哲学政治学文学霸权”。那时的话语市场，对文革的批判，对阶级斗争理论的否定，对未来世界的憧憬，似乎集中运用了文学、哲学和政治学的话语，而那时的学界和社会名流多是美学家、哲学家、文艺理论家、文学家等，极少经济学家在内。而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到整个九十年代，经济学话语霸权在否定计划经济的斗争中逐渐生成，在国家政策以经济建设为核心的政策下，在整个社会追求财富的大氛围中逐渐发展，终于彻底取代了“文革时期”和改革初期的“哲学政治学和文学霸权”。社会名流中，经济学家的人数迅速上升，而哲学家美学家政治学家则功成身退，从社会焦点中渐渐消失了。经济从思想层面看，中国入世，是经济学话语从嘴上和纸上走到权力上的最终结果，也是经济学话语霸权的顶峰。学科专业相对地位的滑落，就是后面的人的地位的滑落。文革时期经济学家孙冶方和顾准，身处“经济学话语无权”的时代，恐怕也不免一种“经济学话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