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其他国家，死亡率的年龄分布也呈现W型，表明年轻人的死亡率异常地高。

　　在南非、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欧洲，人们还发现当地土著人口的死亡率显著高于其他外来种族；在美国，印地安人的死亡率也显著高于其他种群，表明土著居民的社会经济状况，或者不同种群免疫力的差异导致了这种结果。

　　这次流感最令人困惑的特点是：死亡者并不只是通常身体条件较差的人；事实上许多医生都反映，在这次流感中许多身体非常强壮的人都死于非命。许多专家都说这次流感中死亡的人大都是身体条件非常好、以前从不生病的人。 undefined undefined

　　十年大流感竟然提高了经济增长率

　　这次流感对经济的短期影响主要是两个途径：一是它导致劳动力的减少，从而降低了经济产出；二是它带来的恐慌导致了消费的收缩和储蓄的增加，而消费在短期内的减少带来了经济的下降。

　　但是它如何影响长期的经济增长趋势呢？从经济学理论上说，至少受四个方面因素的影响：

　　首先，在比较简单的情况下，人均产出水平是由每个劳动力平均拥有的资本数量决定的。考察当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对比，无一例外地发现发达国家的人均资本拥有量明显高于发展中国家的水平。而经济发展过程，在很大程度上也表现为资本的积累过程。这中间的联系应该不是偶然的。例如，人均占有1亩耕地条件下的生活水平显然应该低于人均占有2亩相同耕地的情况；而开出租车的工作效率应该高于蹬平板车的，部分原因就在于出租车体现的资本量比平板车要高。

　　在传染病导致人口大量死亡的情况下，由于资本存量没有受到破坏，人均资本占有量提高了，从而应该提高生活水平，并在过渡时期内导致经济增长率的提高。

　　其次，从长期来说，资本都是由储蓄形成的。如果全社会的人把当年收入都分光吃尽，就没有钱来投资，资本总量就永远无法增长。所以人均资本拥有量最终是由储蓄率决定的，储蓄率越高，最终的人均资本占有率就越高，生活水平就越好。

　　东南亚国家1970年后快速增长，大部分原因在于其储蓄率非常高，在新加坡该比率甚至一度接近50%，并始终维持在40%以上的水平。日本的起飞和中国目前的经济高速增长，部分原因也在高储蓄。当然通过提高储蓄率提高经济增长是有限度的。

　　大规模的传染病导致部分家庭的生活水平显著恶化，势必降低他们的储蓄率；同时其他未感染的家庭受此影响，也要增加预防性的储蓄，以应付可能的疾病。所以总体储蓄率的变化方向是不清楚的。如果传染病造成的死亡规模不大，但恐慌效应很大，总体储蓄率就要上升，从而提高经济增长率，反之亦然。

　　再次，经济增长最终要靠技术进步：蒸汽机代替风车、拖拉机代替耕牛、计算机代替算盘、电话代替驿马，都会带来实实在在的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但技术进步要靠教育、靠人力资本的积累来实现，因为创造发明都是人来完成的。而传染病显然大量破坏了这种人力资本的积累，从而又势必降低经济增长率。何况美国1918年的传染病中死去的都是处于工作年龄的人，而不是老人和孩子，使得这一影响尤其大。

　　最后，人们要有激励去进行创造发明，关键是这能带来商业利润。如果一个国家的市场越大，则同样发明带来的商业利润越多，从而人们越愿意去进行发明活动。这部分地解释了为什么主要的技术发明大多是在最发达的国家完成的。

　　传染病带来人口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