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经济学家——艾尔弗雷德·马歇尔，克纳特·威克塞尔，利昂·瓦尔拉斯……——之所以成为经济学家，据他们说是为了给这个世界做些好事。而我是很偶然地成为一名经济学家的，主要是因为其分析如此有趣而容易——确实，容易得让我起初觉得肯定有些东西我没有学到，否则我年长的同学们为什么觉得供给和需求如此难对付？（对羊毛需求的增加怎么就会有助于降低猪肉和牛肉的价格？）

　　尽管对现实世界的实证分析指引并限制着我作为一名经济学家的每一个行动，我从未真正忘记对结果的道德准则的关注。我的准则很简单，就是支持处于劣势的人们，且（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憎恶不平等。

　　我不能将这一道德立场归功于我自己。我的父母是“自由派”，我就是在这样的世界观影响下成长的。这一信仰很容易坚持，我的收入超过平均数后，我也并未产生什么负罪感。我也没有将我所有多余的外衣送给只穿着衬衣的陌生人的冲动：这么做的话父母可能会认为我愚蠢，如果因为没有这样做而在夜里辗转反侧就更是神经过敏了。自由派人士确实认为自己对分配上的公正负有某种个人义务：但比私人的慈善行为重要得多的是，在任何涉及公共政策的时候，要在公平原则的指导下来考虑有关效率与公平关系的截然相反的观点。正如我在芝加哥大学的老师和朋友亨利·西蒙过去常说的：“任何好的事情都值得为之付出某些代价。所有的事都应被推动得高于收益递减点（否则，为什么不把它进一步推向深入？）。”

　　我认识的所有经济学家几乎无一例外地将自己看成人道主义者。这既包括主张斯大林主义路线的共产党人，也包括主张自由放任的芝加哥学派。但当一涉及政策建议和判断时，我们都很清楚希望从对方身上得到什么。大家的意见并非完全一致。如果政治经济学是门精确、严格的科学，那么我们对可能的结果就会有更多的共识。如果经济学完全不是科学，只有价值观判断和偏见，经济学家在奉命提供意见时告诉公爵或议会的就不会是供参考的建议本身的优缺点，而只会再次证实这位经济学家是个死硬自由派，而那位经济学家则是个自私的精英主义者。

　　会随着年龄增长而硬化的不仅仅是动脉。据说随着资历变老，经济学家也会表现得越来越保守。这一点他们往往不承认。

　　就我自己来说，我不认为我的价值判断体系自25岁以后发生过彻底的变化。10年来主流经济学向右靠了一些。但我并未受诱惑去追逐它。随着年龄和经验的增长，易于发生变化的只是一个人对可行之事的乐观程度以及对良好意愿的信心。我对政府拥有生产资料或进行计划的效力的更大怀疑并非同情心和善意硬化的反映，而是对现实世界经验增长了的反映。

　　我知道我对市场机制的尊敬已经大大增加。这一变化与市场体系本身运转的改善无关。这与哈耶克提出的产生和利用信息的新观点毫无关系，与亚当·斯密、弗雷德里克·巴师夏和弗兰克·奈特旧有的有关市场效率和自由的论点也没有关系。我的观点的改变更多地源自对1950年代共产党政治迫害插曲的观察。

　　依我看，麦卡锡时代是美国法西斯主义导致的严重威胁。我知道政府和大学中的许多人的公民自由和职业生涯处于危险之中。我曾就近观察过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校方经历的恐惧和战栗，而这两所学校都是美国学术机构中最大胆的。正如威灵顿在谈到滑铁卢战役时所说，胜负就在一线间，麦卡锡参议员名声扫地也是如此：理查德·尼克松的“公敌名单”与之相比不过是个玩笑，我被列名其上只增加了我是新政支持者的证据，这种证据本来正在减少。我从麦卡锡事件中发现的是单一雇主社会的危险。当你被政府职业拒之门外时，市场上还有成千上万个不知名的雇主存在，这为你提供了很大的安全性。我知道有些人在私营企业中获得了某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