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消费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交易成本效应：由于私人品消费具有竞争性与派他性，因此，消费者之间的交易费用最典型的是对公共品的消费。由于公共品的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无法避免“搭便车”行为的存在。基于“理性人”的假设，消费者对公共品的支付意愿为零。除非消费者之间的交易费用低到能有效地使消费者进行协商，最终达成共同付款的协议。但这种情况在一个大规模的集团中是不可能的，因为每个消费者之间各自应该支付多大份额的价款进行谈判和协商是极其困难的，成本相当高，足以阻止最后协定的形成。布坎南认为可以通过消费者俱乐部来解决这一问题。消费者俱乐部也是“第三部门”（互益性），该组织通过向消费者成员收费的方式，增加消费的排他性，有效解决了公共品的生产问题，并通过准入性收费来克服“搭便车”的拥挤现象。

　　综上所述，对起源的经济分析有助于理解“第三部门”在中国兴起的特殊的经济环境，即集权体制的失灵，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的降低，市场经济特征的模糊。同时，通过经济原因的分析，了解到“第三部门”作为一种新的制度安排，其兴起和发展在制度层面有其特定原因；而其特定的管理方式、组织属性及组织结构，使其具有良好的成本优势，有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印证了“第三部门”的兴起和发展具有重要的经济逻辑和经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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