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制定物权法还是制定财产法？我国法学界存有争议。民法学界多主张制定物权法，现有的三部物权法建议稿/征求意见稿[1]取物权法的理论，反映了民法学界多数学者的主张。然而，这种立法思路受到另外一些学者的批评。有学者认为，从德国、日本引进“物权”的概念，是“见物不见人”，看不到法律规范的实质是人与人的关系；而财产则是指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因此主张制定财产法而不是物权法。[2]

　　这是事关我国民事立法的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直接关系到对现有三部物权法建议稿的取舍，引起了学界的关注。[3]笔者拟就这一问题，谈两点看法。

　　第一，关于物权法规范的对象是人与物的关系还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问题。主张制定财产法而不是物权法的学者批评说，“物权法”开宗明义须界定什么是“物”，我国民法学界一些论著把财产法规范的关系归纳为“人与物之间的关系”，是“见物不见人”，而“财产”则是指人与人的关系。[4]不赞同这种看法的学者则大量引用我国学者出版的民法教材或论著关于民法调整对象的表述，指出我国民法学界历来主张“对人关系说”而不是“对物关系说”，将“对物关系说”栽到民法学者头上并进行批判，是难以令人信服的。[5]上述争论使笔者联想起80年代初初学民法时的情景。当时的民法学教材关于民法学的许多理论问题的探讨有一个习惯，总是将学者所主张的观点放到与“资产阶级”的学术观点对立的地位上来讨论，以示与“资产阶级”的学术观点的区别，同时也表明了对“资产阶级”学术观点的批判态度，划清阶级界限。关于调整对象与法律关系的本质的问题，就是如此。例如，1983年法律出版社出版的《民法原理》在谈到法律关系的本质时指出：“民事法律关系是社会关系，它所体现的是人与人的关系。而有些资产阶级学者常常把某些民事法律关系说成为人和物的关系，譬如他们把所有权关系简单地归结为人对物的支配关系。其实，所有权关系本来是因物质资料的占有而发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6]这种说法同样见诸80 年代出版的其他民法教材。[7]今天看来，把“对物关系说”“栽到”资产阶级学者的头上，也是“难以令人信服”的。[8]这反映了上个世纪80年代初学术界特有的思维方式，有着时代的局限性。在80年代前期，虽然物权法的理论研究薄弱，学者没有直接提出物权法的对象问题，但是关于民事法律关系本质的认识并不是含糊的，民法学界对“对物关系说”的批判，实际上所解决的就是我们今天所谈到的物权法的对象问题。因此，笔者认为，80年代初民法学界关于法律关系本质的学说，基本上回答了今天学界关于物权法对象的争论问题，即物权法调整的对象既不能认为是人与物的关系，也不能简单地说是人与人的关系，而是基于对物的占有（即对物的支配）而发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这里，人对物的支配是物权存在的基础和前提，没有人对物的支配，不会形成物权关系，但物权关系并不是人对物的关系，而是人与人的关系，即支配者与非支配者的关系，也就是特定的物权人与非特定的第三人的关系。今天，我国物权法理论研究有了很大的进步，取得非常显著的成果，然而关于物权的定义与80年代初关于法律关系性质的认识，并无二致。何谓物权，物权是人对物直接支配并排除他人干涉的权利。[9]人对物的支配是前提，排除他人干涉是法律本质，所体现的是人与人的关系。

　　第二，关于财产法与物权法的关系问题。主张制定财产法而不是物权法的学者除了认为“物”或“物权”使人“见物不见人”外，再就是认为“物”是一个缺乏弹性和延伸性的概念，“物”或“物权”并不能容纳以知识产权为代表的无形财产，“财产”和“财产权”的概念完全能够包括无形财产和服务的内容；并且认为“物”在财产中的比重已经很小，无